特邀嘉賓

　　朱倫勝 四川省成都市紀委監委第二紀檢監察室主任

　　吳慶國 四川省成都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主任

　　黃茜倩 四川省人民檢察院成都鐵路運輸分院第一檢察部副主任

　　袁野 成都鐵路運輸中級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

　　編者按

　　本案中，甲與張某合作投資在C街道租地建廠再出租獲利如何定性？甲與乙、丙“合作投資”建廠再出租獲利，為何認定其構成受賄？受賄數額如何計算？甲的親屬庚在丁實際控制的F公司“掛名領薪”，F公司為庚繳納的社保是否計入甲的受賄數額？我們特邀相關單位工作人員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甲，199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S省A市公安局B區公安分局C派出所所長（位于C街道），A市公安局B區公安分局副局長，A市D區副區長，A市公安局D區公安分局黨委書記、局長等職務。

　　違規從事營利活動。2007年，甲在擔任A市公安局B區公安分局C派出所所長期間，與公職人員張某（另案處理）共同投資430萬元人民幣（幣種下同）以張某親屬的某機械加工廠名義在C街道某村租用土地并修建廠房進行出租。其中，甲出資215萬元。2008年至2023年，甲按照出資比例共計獲得租金400萬元。

　　受賄罪。2007年至2023年，甲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在項目承攬等方面提供幫助，非法收受財物共計1488.37萬余元，其中50.25萬余元未遂。

　　其中，甲利用擔任C派出所所長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C街道相關領導職務上的行為，為商人乙在工程承攬等方面提供幫助。2007年，甲提出與乙、丙（公職人員，另案處理）在C街道共同投資建廠再出租，約定均攤投資和收益，由乙具體負責辦證、建設、招租等事宜。甲聲稱資金短缺，讓乙幫忙“解決”投資款，乙表示同意。此后，甲未再關心該廠房的投資、經營、具體開支等情況，甲、乙二人也未對過賬。經查，乙幫助甲支付投資款70萬元。2012年至2020年，甲獲得乙分配的廠房租金及廠房拆遷補償款共計430萬元。根據在案證據，乙之所以愿意在甲未出資的情況下持續給予其租金收益及部分拆遷補償款，就是想與甲進行利益捆綁，以此獲得更多關照。2007年至2021年，乙共計給甲行賄813.52萬余元。

　　2022年至2023年，甲利用擔任A市D區副區長，A市公安局D區公安分局黨委書記、局長的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A市E區相關領導協調E區招商引資業務部門，為商人丁在E區拿地建廠提供幫助。2022年，甲的特定關系人戊與丁約定在某比賽中參加押注，并表示由丁先支付費用，輸贏各自承擔一半，多退少補。比賽結束后，經核算戊應向丁支付38萬元，戊支付了26萬元后，還欠其12萬元，丁考慮到戊是甲的特定關系人，將此事告知甲，甲暗示丁不必追要，丁為了感謝甲此前的職務行為，明確向甲表示免除戊12萬元債務。丁為繼續獲得甲的關照，將甲的親屬庚招入其實際控制的F公司。2022年10月，庚提出不在F公司繼續上班，丁將此事告知甲，并為獲得甲的關照，繼續為庚發放工資及繳納社保。2022年10月至2024年2月，F公司共計為庚發放工資、繳納社保共計8.21萬元。

　　貪污罪。2018年至2021年，甲利用職務便利，以虛增單位食材采購金額等方式套取45萬元公款用于個人開支。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22年12月15日，S省A市紀委對甲涉嫌違紀問題立案審查。2024年1月16日，A市監委對甲涉嫌職務犯罪問題立案調查，同年1月18日，經批準，對甲采取留置措施，同年4月3日，經批準，對甲延長留置時間三個月。

　　【移送審查起訴】2024年7月16日，經依法指定管轄，A市監委將甲涉嫌貪污罪、受賄罪一案移送S省人民檢察院A鐵路運輸分院依法審查起訴。

　　【黨紀政務處分】2024年8月23日，經A市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并報A市市委批準，決定給予甲開除黨籍處分；由A市監委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

　　【提起公訴】2024年8月23日，S省人民檢察院A鐵路運輸分院以甲涉嫌貪污罪、受賄罪向A鐵路運輸中級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4年11月12日，A鐵路運輸中級法院以甲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一百萬元；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并處罰金二十萬元；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一百二十萬元。判決現已生效。

　　甲與張某合作投資在C街道租地建廠再出租獲利如何定性？

　　朱倫勝：根據2018年《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九十四規定，違反有關規定從事營利活動，有下列行為之一，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一）經商辦企業的；（二）擁有非上市公司（企業）的股份或者證券的；（三）買賣股票或者進行其他證券投資的；（四）從事有償中介活動的；（五）在國（境）外注冊公司或者投資入股的；（六）有其他違反有關規定從事營利活動的。結合本條規定，判斷是否屬于違規從事營利活動，應當嚴格把握前置條件“違反有關規定”，主要包括《關于進一步制止黨政機關和黨政干部經商、辦企業的規定》《國有企業領導人員廉潔從業若干規定》等。

　　在審查調查時，有觀點認為，甲與張某合資在C街道修建廠房再出租獲利，承擔了相應的市場風險，系正常經濟活動。我們未采納該觀點。理由如下：第一，甲與張某均為黨員領導干部，C街道系甲的任職轄區，正在招商引資開發工業區，甲知道根據相關規劃在C街道租地建廠未來經濟收益可觀，因此才有在此租地建廠再出租獲利的意圖。第二，甲時任C派出所所長，和張某在C街道租地建廠與甲的職務具有直接相關性，侵犯了公職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第三，根據甲供述，其知悉在本轄區租地建廠再出租的行為是違規的，因此才只投資、不管理，盡量“隱身”，以張某親屬的某機械加工廠名義辦理證件、與相關民事主體簽訂合同等。第四，根據在案證據，甲不存在利用職權為張某提供幫助以及獲取額外租金等情形，二人之間不存在權錢交易行為。綜上，甲上述行為應定性為違反廉潔紀律，違規從事營利活動。

　　甲與乙、丙“合作投資”建廠再出租獲利，為何認定其構成受賄？受賄數額如何計算？

　　吳慶國：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由請托人出資，“合作”開辦公司或者進行其他“合作”投資的，以受賄論處。受賄數額為請托人給國家工作人員的出資額。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以合作開辦公司或者其他合作投資的名義獲取“利潤”，沒有實際出資和參與管理、經營的，以受賄論處。

　　有觀點認為，甲在租地建廠的準備階段，因資金問題，存在讓乙墊資的情況，由于甲已經利用職務便利幫助乙獲取工程項目，且甲乙之間并未就是否歸還乙墊付的投資款進行約定，甲沒有歸還行為，乙也沒有催要行為，相當于甲通過乙墊資收受了其好處，屬于上述司法解釋中“由請托人出資”的情形，受賄數額應當為乙幫助甲支付的投資款70萬元，而后續甲收到的廠房租金及拆遷補償款共計430萬元均系犯罪孳息。我們未采納該觀點，認為2012年至2020年甲獲得乙分配的廠房租金及拆遷補償款共計430萬元均應計入甲的受賄數額。

　　從主觀方面看，根據在案證據，甲作為C派出所所長，基于對當地產業形勢的判斷，在最初跟乙、丙商量投資建廠時，即提出未來租金收益非常可觀。甲認為其幫助乙承攬了多個工程項目，乙獲利頗豐，應該給自己送點錢。投資建廠只是個名義，該廠具體如何投資、如何經營都是乙的事情，其只需要拿租金即可。乙則認為其系因甲的關系才能順利在C街道租地建廠，并承攬其他諸多工程項目，根本不在意甲是否出資，并希望通過給甲租金的方式實現利益捆綁。由此可見，甲的受賄標的是未來的收益，而非乙幫忙“解決”的投資款。

　　從客觀方面看，甲多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幫助乙承攬C街道多個工程項目。甲在聯絡乙和丙商議租地建廠出租事項后，即不再關心后續情況，甲對于該廠房的投資、經營、具體開支等情況不知情、也不關注。2012年至2020年，甲獲得長期穩定的租金及廠房的拆遷補償款，符合甲的預期判斷。甲系以共同投資為幌子行收受賄賂之實，是一種典型的“空手套白狼”行為。綜合主客觀因素，甲獲得乙分配的430萬元均應計入甲受賄數額。

　　甲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E區相關領導幫助丁在E區拿地建廠并收受其財物，應怎樣定性？丁免除甲的特定關系人戊所欠的債務，甲是否構成受賄？

　　袁野：經查，甲利用擔任A市D區副區長，A市公安局D區公安分局黨委書記、局長的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A市E區相關領導協調E區招商引資業務部門，為丁在E區拿地建廠提供幫助。丁則通過讓甲的親屬庚在其公司“掛名領薪”、免除甲的特定關系人戊所欠債務的方式向甲輸送利益。

　　有意見認為，甲只是介紹E區相關領導給丁認識，沒有為丁謀取不正當利益，甲不屬于斡旋受賄，我們未采納該意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索取請托人財物或者收受請托人財物的，以受賄論處。本案中，甲接受丁請托，向E區相關領導打招呼推薦丁到E區拿地建廠，在相關領導的協調下，很快E區政府同意丁在該地拿地建廠。丁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獲得E區政府同意在該地拿地建廠，與甲利用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丁謀取的特殊關照密切相關。丁相對其他在E區有拿地建廠需求的平等主體獲得了特殊關照，謀取了競爭優勢，屬于違背公平公正原則獲取了不正當利益，甲因此收受丁財物的行為，構成斡旋受賄。

　　吳慶國：本案中，戊是甲的特定關系人，其與丁約定在某比賽中參加押注，并約定了費用承擔方式，比賽結束后，戊向丁支付了26萬元后，還欠其12萬元。甲要求丁免除的該12萬元債務，屬于受賄犯罪中的財產性利益。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賄賂犯罪中的‘財物’，包括貨幣、物品和財產性利益。財產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物質利益如房屋裝修、債務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貨幣的其他利益如會員服務、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數額，以實際支付或者應當支付的數額計算”。甲利用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A市E區相關領導幫助丁在E區拿地建廠，丁為了表示感謝，以免除甲特定關系人戊所欠費用的方式，向甲輸送利益，經查，甲對戊被免除債務一事主觀上知情，甲與丁此行為本質上是權錢交易。

　　朱倫勝：有觀點認為，丁與戊參加某比賽押注交易數額較大，有賭博的嫌疑，二者不存在法律保護的債權債務關系，丁免除戊的債權，認定甲受賄于法無據。我們未采納該觀點。一方面，丁與戊口頭約定在某比賽中參加押注，并表示由丁先支付費用，輸贏各自承擔一半，多退少補。之前的相關比賽中，二人已經按照類似約定進行過結算。本場比賽中，戊按約定向丁支付了26萬元費用，剩余12萬元屬于丁、戊雙方認可應當要償還的債務。另一方面，甲對戊與丁在某比賽中參加押注知情，也清楚丁、戊之間交易金額，當丁告知甲戊還欠其12萬元時，甲暗示丁不必追要。丁為了感謝甲此前的幫助，明確向甲表示免除戊12萬元債務，甲、丁此行為的本質是權錢交易，因此甲構成受賄。

　　甲的親屬庚在丁實際控制的F公司“掛名領薪”，F公司為庚繳納的社保是否計入甲的受賄數額？

　　黃茜倩：在“掛名領薪”型受賄犯罪中，行賄人為受賄人及其特定關系人繳納的社保系為實現行賄目的產生的必然性支出，應當計入受賄數額。本案中，從主觀方面看，丁為感謝甲此前的幫助，安排F公司為庚足額發放薪酬，包含實際發放的工資和需要繳納的社保。甲得知庚在丁的F公司“掛名領薪”后，對庚領取的薪酬包含工資和社保的情況知情并表示認可。從客觀方面看，庚的工資表反映其收入構成包括實發工資和F公司繳納的社保兩部分，其中繳納的社保按規定轉入庚的個人賬戶及統籌賬戶，庚可支配相關賬戶中的資金，因此丁公司為庚繳納的社保應計入甲的受賄數額。

　　袁野：本案中，丁為感謝甲此前的職務行為，將甲的親屬庚招入其實際控制的F公司。庚在F公司上班一段時間后，2022年10月，提出不再繼續上班，丁將該情況告知甲，并為獲得甲的關照，繼續為庚發放工資及繳納社保。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相關規定，用人單位和職工都應依法繳納社會保險費。職工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由用人單位代扣代繳。本案中，丁實際控制的F公司為庚支付的財產性利益包括兩部分，一部分為現金收入直接轉到庚的工資卡上，另一部分為代扣代繳的社保（包含用人單位和員工個人應繳納的）。由于這兩部分資金均會轉至與庚關聯的個人賬戶及統籌賬戶，根據F公司的工資發放清單，我們按月逐筆核對庚領取的工資和扣繳的社保金額，全部計入甲的受賄數額，確保該筆受賄數額完整、準確。此外，由于庚工資標準為每月5000元，無需繳納個人所得稅，不用考慮F公司支付個人所得稅的情況。對于類似“掛名領薪”型受賄，工資標準超過每月5000元的，如果相關公司支付了個人所得稅，考慮到該筆資金即使由行賄人支出，但并未直接歸屬于受賄人或其特定關系人，如果不在行受賄雙方主觀認識范圍內，可以認為是行賄成本，不宜計入受賄數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