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賓

　　王宏 資陽市紀委監委第八紀檢監察室副主任

　　王杰 資陽市紀委監委案件審理室干部

　　李春梅 資陽市雁江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主任

　　沈建 資陽市雁江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

　　　編者按

　　本案中，黨員領導干部鄢某在2020年至2024年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年度集中填報時，對其使用受賄所得并以他人名義購買的房產和車位隱瞞不報，如何定性？鄢某接受薛某請托，利用職務便利，要求項目業主單位負責人肖某幫助薛某承攬某自來水管道建設項目，項目招標公告發出前，另一私企負責人楊某某請托肖某勸薛某放棄投標并給予其“補償金”120萬元，薛某將其中40萬元送給鄢某。本起事實中，鄢某是否構成受賄，受賄數額如何認定？我們特邀有關單位工作人員予以解析。

　　　基本案情：

　　鄢某，曾任A省B市C縣縣委常委、縣政府副縣長，C縣某發展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C縣縣委副書記等職。

　　違反組織紀律。2020年7月和2021年11月，鄢某先后使用受賄所得購買一套住房和一個車位，均登記在朋友吳某名下。鄢某在2020年至2024年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年度集中填報時，對相關情況隱瞞不報。

　　受賄罪。2017年至2023年，鄢某利用擔任C縣縣委常委、縣政府副縣長，C縣某發展區黨工委書記、管委會主任，C縣縣委副書記等職務上的便利，為14家單位或個人在項目承攬、工程施工、資金撥付等方面提供幫助，非法收受財物折合共計1161萬元人民幣（幣種下同）。

　　其中，2017年，鄢某在擔任C縣縣委常委、縣政府副縣長期間，接受商人薛某的請托，向C縣某自來水公司（系鄢某分管的C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下屬的國有企業）負責人肖某“打招呼”，要求肖某幫助薛某承攬該公司某自來水管道建設項目，肖某應允。同期，另一私企負責人楊某某向肖某表達承攬該項目的意愿，請托肖某勸薛某放棄投標并給予其“補償金”120萬元。經肖某撮合，薛某同意收取“補償金”并放棄投標。薛某和肖某沒將此事告訴鄢某。最終，在肖某的幫助下，楊某某公司順利中標該項目。隨后三年間，楊某某分多次通過肖某向薛某支付“補償金”共計120萬元。薛某為了感謝鄢某，分兩次送給鄢某現金共計40萬元。

　　　查處過程：

　　【立案審查調查】2024年3月25日，B市紀委監委對鄢某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3月28日，經A省監委批準，對其采取留置措施。6月21日，經批準，對其延長留置時間三個月。

　　【黨紀政務處分】2024年9月14日，經B市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并報市委批準，決定給予鄢某開除黨籍處分；由B市監委給予其開除公職處分。

　　【移送審查起訴】2024年9月20日，B市監委將鄢某涉嫌受賄罪一案移送B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審查起訴，B市人民檢察院指定B市D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提起公訴】2024年11月4日，B市D區人民檢察院以鄢某涉嫌受賄罪，向B市D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24年12月6日，B市D區人民法院判決鄢某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一年三個月，并處罰金110萬元。判決現已生效。

　　　鄢某在2020年至2024年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年度集中填報時，對其使用受賄款并以他人名義購買的房產和車位隱瞞不報，是否違反組織紀律？

　　王宏：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制度是請示報告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向組織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是領導干部必須遵守的紀律要求，也是踐行對黨忠誠老實的實際行動。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就領導干部如實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出臺多項法規制度，如中辦、國辦印發的《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規定》和《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查核結果處理辦法》等，進一步嚴明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不斷完善報告的范圍和要求，切實加強對領導干部的管理和監督。根據《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規定》，領導干部須如實報告個人“家事”“家產”有關事項。除了每年一次的集中報告外，領導干部重要個人事項如果發生了變化，也需要及時報告。對于領導干部隱瞞不報個人有關事項的，根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八十一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違反個人有關事項報告規定，隱瞞不報，情節較重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

　　本案中，鄢某使用受賄款購買房產和車位，登記在他人名下，并且在領導干部個人有關事項年度集中填報時隱瞞不報，是否違反組織紀律？有觀點認為，鄢某使用受賄犯罪所得購買房產和車位，是受賄行為的自然延伸，被受賄行為吸收，對此隱瞞不報的行為不應單獨認定為違紀。經討論，我們沒有采納該觀點，主要原因在于：該房產和車位系鄢某使用其收受他人所送錢款購買，并非直接收受他人所送房產和車位。如果是直接收受房產、車位等財物，有沒有如實報告只是一個情節，且已被受賄行為吸收，在個人有關事項報告時沒有報告的，不再單獨以違反組織紀律評價。但是，領導干部收受他人錢款后，再將錢款用于購買房產、股票、基金等，其行為本質已經發生變化。在受賄行為已經完成的情況下，行為人再用受賄所得購買房產、車位等，屬于對受賄所得的處分方式，不能與受賄行為進行整體評價，因此，在個人有關事項填報時隱瞞不報這部分房產、車位的行為，可單獨認定為違反組織紀律。

　　此外，雖然鄢某購買的住房和車位均登記在朋友吳某名下，但本質上歸鄢某所有，對此情形，在執紀執法過程中應進行實質判斷，只要該房產、車位確系其個人或家庭實際所有的財產，即便由他人代持，也應向組織如實報告，隱瞞不報的，要依規依紀依法進行處理。因此，鄢某主觀上明知其購買的房產和車位應當報告，但因擔心受賄行為暴露，故意安排吳某代持而不報，屬于隱瞞不報。應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八十一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認定其違反組織紀律給予相應處理。

　　2017年，鄢某“打招呼”幫助薛某承攬項目，后楊某某讓薛某放棄投標并給予其120萬元“補償金”，薛某將其中40萬元送給鄢某。本起事實中，鄢某是否構成受賄，受賄數額如何認定？

　　李春梅：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是受賄罪。受賄罪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客觀方面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主觀方面為故意。刑法對受賄罪的規定，旨在打擊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進行權錢交易的行為，維護職務行為的廉潔性和不可收買性。

　　2017年，鄢某接受薛某的請托，向C縣某自來水公司負責人肖某“打招呼”，要求肖某幫助薛某承攬該公司某自來水管道建設項目。項目招標公告發出前，楊某某請托肖某勸薛某放棄投標，并給予薛某一筆“補償金”，楊某某中標項目后，分多次通過肖某向薛某支付“補償金”共計120萬元。事后，薛某為表達感謝，分兩次送給鄢某現金共計40萬元。

　　我們認定鄢某在這起事實中存在受賄行為。第一，鄢某作為C縣縣委常委、縣政府副縣長，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第二，鄢某幫助薛某承攬C縣某自來水管道建設項目，利用了職務上的便利。根據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相關規定，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既包括利用本人職務上主管、負責、承辦某項公共事務的職權，也包括利用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鄢某“打招呼”要求肖某為薛某提供幫助，目的是利用肖某的職權幫助薛某承攬項目。該自來水公司是鄢某分管的C縣住房和城鄉建設局下屬的國有企業，鄢某對肖某具有職務上的隸屬和制約關系。鄢某幫助薛某承攬項目的行為，正是利用了職務上有隸屬、制約關系的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權。第三，鄢某為薛某謀取了利益。根據《紀要》相關規定，為他人謀取利益包括承諾、實施和實現三個階段的行為。只要具有其中一個階段的行為，如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時，根據他人提出的具體請托事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就具備了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體請托事項而收受其財物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本案中，鄢某接受薛某請托，并“打招呼”要求肖某幫助薛某承攬項目，已經屬于對謀利事項的實施。第四，鄢某具有收受賄賂的主觀故意，鄢某在先后兩次收到薛某送來的現金時，雖未過問項目進展情況，但對薛某系就此事向其表達感謝是心知肚明的，在案證據也證實了這一點。因此，我們認定鄢某作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收受財物，構成受賄罪。

　　沈建：對于鄢某受賄數額的認定，需要厘清鄢某接受了誰的請托、為誰謀取了利益、收受了誰的賄賂。在案證據顯示，鄢某接受薛某請托，利用職務便利為薛某謀取利益，事后收受薛某所送好處費40萬元，這是一個完整的行受賄鏈條。項目招標公告發出前，楊某某通過肖某與薛某達成協議，并采取給付“補償金”的方式讓薛某放棄投標。這一事件發生時，鄢某不知情，既未接受楊某某請托，也未為其謀取利益。楊某某給付薛某120萬元，不是向鄢某行賄的款項，而是讓薛某放棄投標而給其的好處。鄢某僅收受了薛某送予的40萬元，對薛某收受楊某某給付的120萬元不知情。因此，我們認定鄢某在該起事實中的受賄數額為40萬元。

　　　王宏：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條規定，投標人相互串通投標報價，損害招標人或者其他投標人利益，或者投標人與招標人串通投標，損害國家、集體、公民的合法利益，情節嚴重的，構成串通投標罪。本案中，我們根據查辦涉嫌違紀職務違法犯罪案件協作配合工作機制相關規定，已將相關涉案人員涉嫌串通投標問題線索移送公安機關依法查處。

　　　鄢某接到縣委電話通知前去研究工作期間被監察機關控制，到案后主動交代了大部分未被組織掌握的犯罪事實，是否構成自首？是否應當從輕處罰？

　　王杰：犯罪分子投案自首，既體現其認罪悔罪的態度，又有利于司法機關節約辦案成本，因此，在刑罰適用上，根據法律規定，可以給予其寬大處理。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對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

　　根據上述規定，自首必須同時具備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兩項條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規定，“自動投案，是指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機關發覺，或者雖被發覺，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訊問、未被采取強制措施時，主動、直接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單位、城鄉基層組織或者其他有關負責人員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傷或者為了減輕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為投案，或者先以信電投案的；罪行尚未被司法機關發覺，僅因形跡可疑，被有關組織或者司法機關盤問、教育后，主動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緝、追捕過程中，主動投案的；經查實確已準備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機關捕獲的，應當視為自動投案。”總的來說，自動投案需要體現犯罪嫌疑人的主動性和自愿性，自動投案且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才能被認定為具有自首情節。另外，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規定，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對于“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理解，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相關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強制措施期間如實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該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罪行屬同種罪行還是不同種罪行，一般應以罪名區分。雖然如實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實供述的其他犯罪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犯罪屬選擇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實上密切關聯，如因受賄被采取強制措施后，又交代因受賄為他人謀取利益行為，構成濫用職權罪的，應認定為同種罪行。”

　　本案中，鄢某是在接到縣委電話通知前去研究工作期間被監察機關控制，隨后被采取留置措施的。鄢某雖系主動到場，但其到場的目的是研究工作，而不是說明問題，其到案不具有主動性、自愿性，不符合“自動投案”的相關規定。鄢某到案后，如實供述了監察機關已掌握的部分受賄犯罪事實，主動交代了監察機關尚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賄犯罪事實，因其如實供述的罪名和監察機關已掌握的罪名屬同種罪名，不符合自首構成要件。因此，鄢某不具有自首情節。

　　沈建：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認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節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如實交代犯罪事實的認定和處理”相關規定，“犯罪分子如實交代犯罪事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應當從輕處罰：（1）辦案機關僅掌握小部分犯罪事實，犯罪分子交代了大部分未被掌握的同種犯罪事實的；（2）如實交代對于定案證據的收集有重要作用的。”本案中，鄢某被留置時，監察機關僅掌握了其受賄100萬元的事實，鄢某主動交代了監察機關尚未掌握的其受賄1000余萬元的犯罪事實，根據上述規定，在法定量刑幅度內應當對鄢某從輕處罰，我們在量刑時進行了充分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