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賄是指賄賂犯罪過程中，中間人出于非法占有行賄款物的故意，借經手或轉交財物之機，截留部分或者全部賄賂款歸己所有的行為。實踐中，截賄往往表現多樣，對于截賄行為性質的認定也存在不同認識。在處理此類案件過程中，應當堅持主客觀相一致的基本原則，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從實質上全面、客觀地進行甄別分析，對截留賄賂款行為精準定性。

　　有這樣一起案例。顧某，A市某機關干部。2021年1月，社會人員張某被B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張某的家人劉某為使張某脫罪，計劃通過行賄疏通辦案民警，于是找到顧某作為中間人，并表示事后會予以感謝。顧某找到主辦該案的民警邢某（系顧某大學同學，二人在日常生活中來往頻繁、私交甚篤），請求對張某從寬處理。邢某答復，有結果會及時告知，但未告知其公安機關已經決定將該案轉為治安案件處理。2021年2月，張某被釋放，劉某詢問顧某需要多少“感謝費”，顧某遂找邢某商量，邢某提出要5萬元，顧某表示同意。后顧某告知劉某需要15萬元，劉某遂轉賬給顧某15萬元。顧某自己截留了10萬元，剩余5萬元交給了邢某。

　　本案中，對于顧某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三種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顧某是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的中間人，其接受劉某請托，利用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劉某謀取不正當利益并收受10萬元，符合斡旋受賄的構成要件，應以受賄論處，轉送5萬元的行為構成行賄罪。第二種意見認為，顧某接受劉某請托，向邢某說情辦事并給予好處費，屬于在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溝通關系、撮合條件，使賄賂行為得以實現，介紹劉某賄送邢某5萬元的行為構成介紹賄賂罪，從中截留10萬元的行為構成受賄罪。第三種意見認為，顧某作為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的人，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通過截留賄賂的方式收受請托人財物，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同時轉送5萬元的行為構成行賄罪。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準確認定中間人有無利用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

　　根據刑法規定，斡旋受賄要求行為人通過本人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來影響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權的行使，其利用的是職權及工作關系產生的影響力。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要求行為人通過其與國家工作人員的密切關系來影響國家工作人員職權的行使，其利用的是非職務性密切關系產生的影響力。兩者都表現為中間人在請托人與其他國家工作人員之間起到斡旋作用，在構成要件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實踐中，國家工作人員固然可以基于公職而產生影響力，但也并不排除國家工作人員作為一般人與其他國家工作人員存在非職務性質的特定關系。本案中，對顧某的行為定性，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把握影響力的基礎和核心。一方面，顧某與邢某曾是同學，且雙方在日常生活中來往頻繁、私交甚篤，其建立的關系屬于社會交往中的私人密切關系；另一方面，顧某和邢某在不同市任職，雙方在職權范圍上沒有交集，也沒有工作聯系，更不存在公權力交換。因此，顧某利用的是非職務性密切關系所形成的影響力，而非本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故不宜認定顧某構成斡旋受賄。

　　二、準確理解中間人介紹賄賂行為的本質特征

　　介紹賄賂是指在行賄人與受賄人之間溝通關系、撮合條件，使賄賂行為得以實現的行為。實踐中，認定介紹賄賂，要求中間人在行受賄雙方已有行受賄故意之后，僅僅是為行受賄雙方實施建立聯系、傳達意圖以及其他溝通撮合行為，而并不教唆他人產生行受賄故意，也不直接參與實施賄賂行為或為雙方就行受賄事項建言獻策，對賄賂行為的介入程度較淺且處于中立地位。如果中間人介紹賄賂過程中，在溝通關系、撮合條件以外進一步參與實施賄賂行為，如存在積極勸說、引誘、慫恿他人產生行受賄故意，收受、積極代為轉交賄賂財物等行為，則屬于實施了超越中介性質的幫助行為，應構成行受賄罪的共犯。本案中，顧某除了溝通關系、撮合條件之外，還積極參與協調具體請托事項、商定行受賄數額，并實施了轉交、截留賄賂款等行為。顧某對行受賄的發生所起到的幫助作用，遠遠超過了“牽線搭橋”的范疇，其不屬于單純的居中介紹，不宜認定為介紹賄賂罪。此外，劉某對行賄對象存在概括故意，劉某主觀上能夠認識到，自己的請托對象包含顧某和其他國家工作人員在內，其對于賄賂款最終如何分配持放任心態，在此認知基礎上，顧某與劉某對轉送給邢某的5萬元具有共同行賄的概括故意，應認定二人共同行賄5萬元，相應地，邢某構成受賄5萬元。另外，值得說明的是，中間人和受賄人是否構成受賄罪的共犯取決于雙方有無共同受賄的故意和行為。對于邢某收受的5萬元，顧某和邢某并沒有形成共同占有，對于顧某截留的10萬元，邢某更是不知情，雙方并不存在勾結通謀、伙同受賄的情形，所以二人不構成共同受賄。

　　三、準確把握中間人截留與轉送賄賂行為之間的關系

　　根據刑法理論，在犯罪行為非單一的情形下，應該對行為人數罪并罰，才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本案中，中間人顧某存在截取和轉送賄賂款兩個行為，客觀上分別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與行賄罪。有觀點認為，顧某的轉送行為是成功實施截取行為的手段，轉送為截取創造機會和條件，所以顧某的兩個行為屬于刑法理論上的牽連關系，應從一重罪處斷。但從顧某主觀認知和追求上看，其截取賄賂款和轉送賄賂款的意圖是相互獨立的，截取行為和轉送行為也不具備緊密聯系性，因此，顧某的兩個行為應分別予以評價，即應對顧某以利用影響力受賄10萬元和行賄5萬元數罪并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