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案情】

　　陳某某，A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局局長。郭某某，A市從事房地產開發業務的私營企業主。2012年至2017年，陳某某利用職務便利幫助郭某某先后承攬多個工程項目并獲取巨額利益。2015年1月，郭某某在資金充沛的情況下，主動提出送給陳某某200萬元好處費，同時表示可按年利率30%向其借該200萬元使用，并承諾不會讓陳某某承擔任何風險。陳某某聽后，在明知郭某某沒有借款需求的情況下，同意按年利率30%將郭某某口頭承諾所送200萬元借給他使用，雙方未約定借款期限和支付方式。2015年至2018年，郭某某按約定利率向陳某某給付部分“利息”共計220萬元。2018年12月，陳某某調離A市，郭某某經營出現虧損，二人商議將借款年利率調整為15%。其間，二人多次簽訂虛假借條確認200萬元“本金”以及“利息”變更情況。2020年12月，雙方同意終止上述“借貸”關系，經結算，郭某某還需給付陳某某“本金”200萬元、“利息”80萬元。截至2022年案發，郭某某以投資虧損為由并承諾延遲兌現，未向陳某某給付上述280萬元。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于陳某某收受郭某某口頭約定給予現金200萬元構成受賄罪沒有爭議，但對其后續將該200萬元出借給郭某某并收取利息行為是否構成受賄以及全案犯罪數額和犯罪形態的認定，主要存在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陳某某出于對直接收受大額現金的顧慮，選擇通過放貸收息的方式改變收受財物方式，其收受郭某某口頭約定所送200萬元與后續放貸收息行為之間具有目的與手段的牽連關系，故后續放貸收息行為不宜單獨評價，放貸所得利息應認定為受賄200萬元的孳息。陳某某在郭某某具有交付能力的情況下同意以放貸方式收受財物，在可控情形下免去了財物交付的過程，屬于為規避查處而隱匿財物流轉方式的情形，應視為財物已實際交付，故本案受賄行為應以雙方達成放貸收息合意之時構成既遂。綜上，本案應認定陳某某受賄200萬元，通過放貸收息實際獲得孳息220萬元。

　　第二種意見認為：陳某某利用職務便利為郭某某承攬工程謀利，明知郭某某沒有借款需求仍向其放貸收息，其后續放貸收息行為符合權錢交易的本質特征，應予以單獨評價。陳某某在明知郭某某沒有借款需求的情況下，將約定收受的200萬元轉為本金出借給郭某某且已實際收受部分“利息”，其收到郭某某給付利息時兩個受賄行為均已既遂，故約定收受200萬元和以借為名實際收受“利息”220萬元為既遂，尚未支付的80萬元“利息”為未遂。綜上，本案應認定陳某某受賄500萬元，其中未遂80萬元。

　　第三種意見認為：陳某某收受郭某某現金200萬元與后續放貸收息受賄行為系兩個獨立的受賄行為。其中約定型受賄的既未遂問題要充分考慮受賄人對現金的實際控制力，根據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雖然陳某某與郭某某從主觀上認可并口頭約定收受200萬元，但客觀上陳某某一直未能獨立支配使用并有效控制該財物，使財物兌現仍具有諸多不確定性。綜上，本案應認定陳某某受賄500萬元，其中未遂280萬元。

　　【意見分析】

　　本案中，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陳某某收受郭某某口頭約定所送200萬元以及將該200萬元出借給郭某某獲取“利息”的兩個行為，均具有權錢交易的本質特征，應分別評價為受賄犯罪

　　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認定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受賄犯罪的要件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利”和“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本案中，陳某某利用職務便利，多次在工程項目承攬方面為管理服務對象郭某某謀取巨額利益，二人長期存在權錢交易關系，其中陳某某收受郭某某口頭約定所送200萬元以及將該200萬元“出借”給郭某某獲取“利息”兩個法律行為，實際蘊含了兩個相對獨立的行受賄法律關系。

　　首先，陳某某與郭某某就收送200萬元已達成合意，但受賄人陳某某并不直接持有該財物，而是由行賄人郭某某以借款本金名義持有、使用和保管，故雙方達成合意時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和不可收買性已經具有現實危險性，犯罪行為已經成立。

　　其次，雙方約定將收送200萬元轉為借款本金并按一定年利率收付利息，從表面上看，雙方形成了借貸關系，但實際上郭某某并無借款需求，陳某某亦未向郭某某實際出借資金，雙方并無借貸事實，所謂借貸關系無非是以借貸為幌子實施新的利益輸送，且雙方對各自收送財物的目的和動機心領神會、心照不宣，符合權錢交易的本質屬性，因而陳某某以借貸為名收受郭某某所送“利息”，并非為規避查處而隱匿財物流轉方式的手段行為，此行為與陳某某收受郭某某200萬元財物行為均系權錢交易性質，應作為不同的受賄事實予以獨立評價。

　　二、陳某某放貸的200萬元“本金”及全部“利息”300萬元均應計入其受賄犯罪數額

　　本案中，對陳某某收受郭某某約定賄送財物即后來轉為放貸“本金”的200萬元爭議不大，但對陳某某受賄總額，尤其是對陳某某收受郭某某支付的利息究竟是否應計入犯罪數額存在一定分歧。究其原因，除了前述行為定性爭議外，主要在犯罪所得、犯罪孳息的關系方面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認識。

　　孳息原本為民法概念，指原物之收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規定，孳息分為天然孳息和法定孳息。天然孳息是指因物的自然屬性而獲得的收益，法定孳息是指依據法律的規定或者當事人的約定而產生的收益。通說認為，犯罪所得是指犯罪行為直接獲得的財物，犯罪孳息是指犯罪所得產生的收益。根據不能讓犯罪分子得利的基本原則，犯罪所得和犯罪孳息皆屬于違法所得，應當予以追繳或者沒收。

　　本案中，郭某某以借為名送給陳某某的所謂“利息”系犯罪行為直接指向的對象，而非法律意義上真正因借貸產生的孳息，故郭某某應付“利息”數額應全部計入陳某某受賄犯罪數額。也正因為本案所收“利息”屬于犯罪所得而非犯罪所得產生的收益，陳某某收到郭某某實際支付的所謂“利息”時，不能以此為由評判此前約定收受郭某某200萬元財物行為的既未遂問題。

　　三、陳某某實際收到并控制的220萬元“利息”為既遂，郭某某尚未兌現的“本金”“利息”共計280萬元為未遂

　　根據《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相關規定，“貪污罪是一種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財產性職務犯罪，與盜竊、詐騙、搶奪等侵犯財產罪一樣，應當以行為人是否實際控制財物作為區分貪污罪既遂與未遂的標準”。目前，實踐中判斷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財產性職務犯罪既未遂形態一般參照該規定，以行為人是否實際控制財物為標準。以受賄犯罪為例，通說認為應采取從實質上判斷受賄人對所約定收受財物的控制力是否達到與“實際控制財物”相當的程度。

　　根據受賄人收受財物的方式，實踐中存在“約定型受賄”的形式，即行受賄雙方達成行受賄合意后未將約定賄送財物實際交付，客觀上仍由行賄人代為持有或保管，待條件成熟后再進行轉移交付。此種情形下，受賄人沒有實際取得財物，財物由行賄人持有、使用和保管，此種形式下的犯罪既遂未遂如何認定，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實踐中往往根據行受賄雙方各自對財物的控制力度綜合評判受賄犯罪形態。例如實務中存在這樣一種情形，行受賄雙方長期進行權錢交易，行賄人同時也是受賄人違紀違法資金的保管人，其始終根據受賄人指示保管和支配財物，受賄人平時通過其職務制約性、經常對賬確認等方式對行賄人保管的財物進行監管，案發后行賄人也主動上交該款項。對于這種情形，實務中只要受賄人對行賄人代持或保管財物具有足夠的控制力和相對獨立的支配權，就可以認定為犯罪既遂。

　　結合本案，行受賄雙方雖然就收送200萬元達成合意，但在行賄人郭某某代持和保管財物期間，受賄人陳某某未就賄送財物的占有、使用、收益、處置以及隨時兌現等事宜與郭某某進行特別溝通、約定和有效監管，相反，郭某某對財物保管、處置、兌現等起主導作用。結合后期陳某某對郭某某職務制約力降低、郭某某消極被動兌付財物態度以及以投資虧損為由未向陳某某給付等情形，綜合認定陳某某收受該筆200萬元財物系犯罪未遂。

　　此外，陳某某以借貸方式收受郭某某所送財物，屬于典型的“放貸收息型受賄”，對該類受賄犯罪既未遂形態的認定，實踐中已形成相對統一的意見，即受賄人不僅要實際控制，而且還要實際取得財物，結合本案，陳某某收到郭某某實際交付由其控制的所謂“利息”220萬元為既遂，尚未兌現的“利息”80萬元為未遂。

　　綜合全案，應認定陳某某收受郭某某財物500萬元，其中受賄既遂220萬元，未遂28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