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敗高壓態勢下，仍有少數黨員干部心存僥幸，收受賄賂手段更趨隱蔽，如以借為名收受或索取好處。對此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從涉案財物性質、以借為名受賄的特殊情形以及索賄情節認定等多方面進行綜合考慮、準確定性。

　　有這樣一起案例。趙某系A市B區住建局工作人員，負責該區征收拆遷相關業務的招投標工作。趙某常年沉溺于高檔消費，為獲得足夠資金支持，2020年5月，其以父親患重病急需用錢為由，向在B區承接舊城改造和房屋拆除項目的企業老板甲、乙二人分別提出借款50萬元。趙某認為自己在B區征收拆遷項目招投標過程中為甲、乙二人提供過幫助，二人此后在項目承接等方面依舊需要自己的幫助，他們必然不會拒絕借款，且也不會要求歸還。

　　甲此前就因趙某的幫助向其表示“想感謝一下”，在趙某提出借款要求后，就明白趙某實際上是向自己要錢，但甲認為趙某作為普通工作人員不值得輸送50萬元，故謊稱自己身邊僅有20萬元現金，并表示贈與趙某不必歸還。趙某為掩飾行徑，向甲出具了載明借款20萬元的無簽字打印版借條，借條中約定借款期限為一年，直至案發，趙某未歸還款項。

　　乙在聽到趙某借款要求后，雖不情愿，但礙于趙某與自己的業務有直接的職務關聯性，故同意向趙某借款50萬元。趙某為掩飾行徑，向乙出具了載明借款50萬元的無簽字打印版借條，借條中約定借款期限為一年，獲得該50萬元后，趙某即用于揮霍享樂。借款期滿后乙曾先后3次向趙某催討上述錢款，但趙某無任何歸還的意思表示，乙認識到趙某不準備歸還錢款，因擔心催討會得罪趙某，影響自己的業務，故直至案發，未再向趙某催討上述款項。

　　一、準確認定上述款項的性質

　　本案中趙某在甲、乙二人處取得的70萬元屬于受賄款還是借款，需要正確甄別趙某的行為是正常民間借貸還是以借為名的受賄行為。

　　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借為名向他人索取財物，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認定為受賄。具體認定時，不能僅僅看是否有書面借款手續，應當根據以下因素綜合判定：（1）有無正當、合理的借款事由；（2）款項的去向；（3）雙方平時關系如何、有無經濟往來；（4）出借方是否要求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其謀取利益；（5）借款后是否有歸還的意思表示及行為；（6）是否有歸還的能力；（7）未歸還的原因；等等。”筆者認為，結合本案，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判斷該款項性質。

　　首先，借款事由及款項去向。正常的民間借貸，通常具有正常和急需的用途，款項去向與借款事由應當是相符的。本案中，趙某為了能夠向甲、乙兩人借款，編造了父親患重病急需用錢這一虛假的、看似合理的事由，在取得相應款項后卻將錢款用于日常揮霍。也就是說，趙某既不具備真實、合理的借款事由，也未對相關錢款進行正當、合理的使用，由此可以判斷趙某無借款的真實需要，這一點是有別于正常民間借貸行為的。

　　其次，當事人雙方關系。正常的民間借貸，當事人雙方通常具有一定的互相信任基礎，可以支撐大額的借款往來。本案中，甲、乙作為趙某的管理服務對象，除了工作上的聯系，與趙某沒有任何交集，這樣的關系決定了趙某與甲、乙之間缺乏借貸關系賴以存在的信任基礎。實際上，甲、乙是考慮到趙某作為與自身業務有職務關聯性的公職人員，出于感謝趙某的幫助或擔心得罪趙某的心理而將錢款交付趙某，這一點同樣有別于正常民間借貸行為。

　　再次，歸還款項的意思表示和行為。正常的民間借貸，借款人通常都具有歸還借款的意思表示及相關行為，即便不能及時還款，也會通過支付部分利息、重新出具借條等方式以請求延期歸還。本案中，趙某為滿足超出自身購買能力的消費需求，明知自己無償還能力仍向甲、乙借款，且認為甲、乙二人不會向自己催討錢款，故其主觀上不存在歸還的意圖。客觀上，趙某出具的無簽字打印版借條，本身無法律效力，趙某所借錢款遠超出自身還款能力，并將錢款全部用于揮霍使用，無歸還欠款可能性，其事后的確也沒有歸還的意思表示和實際還款行為。以上充分說明了趙某是以占有錢款為目的向甲、乙索要錢款的，這有別于正常民間借貸行為。

　　通過上述各種基礎性事實，可以認定趙某與甲、乙二人之間的所謂借款行為，其實質是趙某以借為名受賄的犯罪行為。

　　二、準確辨析以借為名受賄的特殊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在趙某向乙以借為名受賄的犯罪情節中，是存在有別于一般以借為名受賄的特殊情形的，即行受賄合意未在款項交接之時達成的情況下，如何認定受賄。

　　本案中，趙某無向乙歸還借款的意愿，也沒有歸還借款的能力，其向乙借款的行為基于非法占有目的，本質上是以借為名的索要。趙某主觀上具有受賄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利用職務便利索取乙財物的行為，在其收到乙50萬元時，已具備受賄的犯罪構成要件。對乙來講，其礙于趙某與自己業務的職務關聯性，向趙某出借50萬元，借款時不具有行賄故意，但在借款期滿后曾向趙某進行催討，且在意識到趙某無歸還意圖后，基于趙某職權因素，最終主動放棄對債權的主張，本質上轉變為權錢交易性質。綜上，在借款時趙某具有受賄故意且實際取得財物，雖然乙當時缺乏行賄故意，但后來在催要未果后放棄債權行為系對趙某此前行為的認可，法理上行受賄犯罪并非完全對應關系，故應認定趙某在收到借款時構成受賄既遂。

　　三、準確辨別趙某的行為是否構成索賄

　　根據刑法規定，索賄是受賄犯罪的一種形式，即“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的”。判斷索賄情形是否成立，不僅要考慮是否是國家工作人員先提出財物要求，還要求索賄方的行為對相對人形成心理強制，使其在違背自身意愿的情形下送給受賄方財物。

　　本案中，趙某以借為名向甲索要錢款的行為，是趙某先提出財物要求。但甲在與趙某的交往中，已向趙某表示過“想感謝一下”，可見其主觀上原本就有向趙某行賄的意愿。后趙某向其索要50萬元，盡管甲因索要數額較大，心中不情愿，但因數額原因產生的“不情愿”不足以達到“被迫”的心理強制。后甲向趙某提供20萬元并表示不用歸還的行為，皆能體現甲為趙某提供錢款的主動性、自愿性，能夠判斷出雙方是在“你情我愿、各取所需”的默契中完成權錢交易，故不宜認定趙某對甲索賄。

　　而趙某收受乙50萬元的行為則與上述情況有所區別。乙在借款期滿后曾向趙某催討，足可見乙無主動、積極給予趙某錢款的意愿。后乙因意識到趙某的占有意圖，并出于“擔心得罪”的心理強制，“極不情愿”地被迫放棄主張債權，足以體現乙交付財物的被動性、抵觸性，可認定趙某對乙索賄。

　　綜上，對于以借為名型受賄，實踐中只有牢牢把握賄賂犯罪權錢交易的本質，才能夠在復雜多變的犯罪行為中厘清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