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了違規出具金融票證罪，意在打擊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手中的金融工具，違規為他人出具票證，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的職務犯罪行為。近年來，該罪名在實踐中得到更多認定，但涉及本罪的作案手段復雜隱蔽，技術性更強，行為人大多利用自身專業知識和監管漏洞將犯罪行為嵌入到業務流程中，為違規出具金融票證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給辦案人員在法律適用上造成一定困難。我們結合查辦的案例，對本罪的適用要件進行探討，以求在案件定性、數額計算、情節認定等方面提供借鑒和參考。

　　【關鍵詞】

　　違反規定 金融票證 直接經濟損失 借新還舊

　　【案例簡介】

　　甲，某國有銀行B省分行行長。2012年至2013年期間，B省分行授信客戶A公司（此前建立授信關系）因資金短缺向該行申請貸款，但因授信資質不達標等原因，貸款未能獲批。A公司法定代表人乙遂請托甲為企業融資事宜提供幫助，甲答應并表示會協調解決。后在乙安排下，A公司先后3次以與其關聯公司開展煤炭購銷的名義，偽造買賣合同及增值稅發票，在B省分行申請開立國內信用證，并進行虛假質押。B省分行職能部門及業務發起行在發現A公司存在貿易背景虛假等嚴重不符合開立信用證條件的情況后，多次向甲匯報，但甲仍對A公司予以支持，并給相關負責人打招呼授意不做實質審查、加速推進審批。最終，違規為A公司開立3筆信用證，涉及金額分別為1.5億元人民幣（幣種下同）、1億元和1.03億元，共計3.53億元。其中，最后1筆1.03億元的信用證業務，系甲見A公司無力還款后，授意B省分行相關部門違規為其開新證還舊證，用于A公司融資償還前筆信用證到期的1億元資金。

　　另查明，2012年，乙為感謝甲在授信業務過程中提供的幫助，向甲贈送1000克金條1根，經鑒定，價值為35.36萬元。

　　【罪名剖析】

　　根據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規定，違規出具金融票證罪是指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違反規定，為他人出具信用證或者其他保函、票據、存單、資信證明，情節嚴重的行為。本罪的犯罪主體為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主觀方面為故意，即明知按照法律法規或制度規定，不應為他人出具金融票證但仍為之，或者可以出具金融票證但突破規章制度和業務流程，超范圍、超限額出具。本案中，甲作為國有銀行B省分行的行長，在明知A公司存在貿易背景虛構等嚴重造假問題后，依然強力推動為其開具信用證，充分表明存在主觀惡性。本罪的犯罪客體為國家金融管理秩序，參照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2022年新出臺的《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本罪的客觀方面包括違反規定出具金融票證數額超過200萬元或者造成50萬元以上的損失，以及多次違規出具或者接受賄賂違規出具金融票證等情形。本案中，甲先后3次推動違規為A公司出具金融票證共計3.53億元，并收受A公司法定代表人乙大額賄賂，將授信審批權力異化為自己攫取私利的工具，嚴重擾亂了金融秩序，應當數罪并罰，依法承擔受賄罪和違規出具金融票證罪的刑事責任。

　　【難點辨析】

　　一、對本罪的“違反規定”應該怎樣理解？

　　不同于違法發放貸款罪中的“違法”二字，其含義特指“違反國家規定”，而且在刑法中也可以找到相應解釋（刑法第九十六條規定“本法所稱違反國家規定，是指違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對于違規出具金融票證罪來說，由于本條屬空白罪狀，法律并沒有對“違反規定”進行釋義，因此在司法實踐中，辦案人員通常會面臨“老虎吃天不知從何下口”的困惑。

　　我們認為，相較于“國家規定”，“規定”的釋義顯然更加寬泛，其不僅包括國家關于金融票證的法律法規，如《商業銀行法》第三條等條款、《票據法》等相關規定，也包括國務院金融監管機構等頒布的部門規章，如《國內信用證結算辦法》《大額存單管理暫行辦法》等，還包括銀行等金融機構內部的業務規則。當然在認定犯罪時，本著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對“違反規定”應優先考察適用前兩級，即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倘若真需運用單位內部規定，也一定要確保其與上位法不沖突且含義不模糊，否則將不能判定違法性。本案中，甲明知A公司存在貿易合同虛假、質押物無效等問題，仍安排相關人員為該企業開立信用證以解決其資金需求，違反了《國內信用證結算辦法》第五條“信用證的開立和轉讓，應當具有真實的貿易背景”、第十三條“銀行與申請人在開證前應簽訂明確雙方權利義務的協議。開證行可要求申請人交存一定數額的保證金，并可根據申請人資信情況要求其提供抵押、質押、保證等合法有效的擔保。開證申請人申請開立信用證，須提交其與受益人簽訂的貿易合同。開證行應根據貿易合同及開證申請書等文件，合理、審慎設置信用證付款期限、有效期、交單期、有效地點”等規定，以及該國有銀行關于信用證業務的內部制度。

　　二、本罪的“金融票證”具體有哪些？

　　實踐中，由于金融票證業務的專業性和技術性較強，辦案人員如果對相關領域知識了解不深，特別是對“金融票證”的具體范圍存在困惑，就容易導致在罪名適用上望而卻步。我們認為，首先，本罪通過明確列舉的方式，將金融票證的外延限定為“信用證、保函、票據、存單、資信證明”，因此本著罪刑法定的原則，倘若涉案函據不具備上述5類金融票證的有效要件，則不宜認定觸犯該罪。如在銀行業務中常見的委托收款憑證、匯款憑證、網上銀行電子回單（包括紙質形式）、理財交易回執等均不屬于本罪所規定的“金融票證”范圍，但相關行為涉嫌犯罪的，可以適用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條“偽造、變造金融票證罪”及第一百八十九條“對違法票據承兌、付款、保證罪”等罪名對相關行為予以規制。

　　其次，認定涉案函據是否為“金融票證”應注重從實質上考量，不應簡單“一刀切”以票證名稱作為判定依據。比如，在企業融資環節，國有銀行作為中間人，將不滿足授信條件的企業介紹給地方性商業銀行等其他資金提供方，由地方銀行為企業出資，國有銀行則從中賺取中間業務收入，此時若國有銀行相關負責人違規向出資方出具《承諾函》，保證將來企業無力還款時，為其兜底承擔全額債務，代償全部本息，那么便涉嫌違規出具金融票證罪。司法實踐中該業務因既不在資產負債表中體現，更不會“拿到桌面上”向監管部門披露，又稱之為“暗保”或“抽屜協議”，同時，國家也專門出臺規定禁止該行為，原銀監會《關于規范商業銀行理財業務投資運作有關問題的通知》明確要求“商業銀行不得為非標準化債權資產或股權性資產融資提供任何直接或間接、顯性或隱性的擔保或回購承諾”。因此在這種情形下，盡管《承諾函》在名稱上和以上5類金融票證有所區別，但“換湯不換藥”，其實質仍為隱性擔保，應認定為保函的一種，納入本罪的規制范疇。

　　再如，實踐中常見審計師（會計師）事務所在對企業進行審計時，為充分掌握企業賬面資金情況，客觀全面揭示風險，會就該企業的銀行存款與借款、擔保等事項向銀行發送詢證函，銀行需要據實復函。此時“銀行詢證函”雖然名義上不在本罪“金融票證”的列舉范圍之內，但其本質是銀行向詢證部門證實企業財務狀況的證明文件，應屬于資信證明，有違規出具行為的同樣涉嫌本罪。

　　本案中，甲推動違規出具的3張國內信用證，是該國有銀行B省分行依照申請人（A公司）的申請向受益人（A公司的關聯公司）開出的有一定金額、在一定期限內憑單據支付款項的書面承諾，由于其貿易背景完全失實，本質是為了A公司解決融資需求，因此無論從形式要件還是實質要件的角度都屬于本罪明確規定的犯罪對象。

　　三、存在借新還舊情形的，本罪犯罪數額應怎樣確定？

　　由于本罪追訴標準的第一項為“違反規定為他人出具信用證或者其他保函、票據、存單、資信證明，數額在二百萬元以上”，因此準確判定涉罪數額直接關乎入罪與否。司法實踐中，這又分為多種情形，若行為人僅存在一次犯罪行為，毋庸置疑應以其違規出具的票證金額作為犯罪數額。而針對行為人多次違規出具金融票證的，若其前后行為無因果關聯，犯罪數額也較易確定，為每次出具票證金額的總和。但如果出具后筆票證的目的是為了授信企業歸還前筆到期的票證資金，即存在借新還舊情形的，犯罪數額應該怎樣確定，實踐中對此認識不一。我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犯罪數額也應累計計算。

　　首先，借新還舊是銀行通過出具新金融票證的方式為企業融資，以置換其到期未償還的前筆票證資金，這看似是對原借貸關系的期限延長和債務更新，但透過現象看本質，前后兩筆金融票證的出具屬兩個獨立的放款行為，究其法律本質為前后互不干涉的借貸合同，并不是同一借貸合同的展期。也就是說，在借新還舊情形中，行為人實則再次實施了新的違規出具金融票證行為，而非前次犯罪行為的自然延伸。

　　其次，盡管借新還舊對銀行來說借貸會基本相抵，不會產生新的成本支出，表面上危害性不大，但從本罪保護法益金融管理秩序的角度看，行為人不僅沒有對風險早識別、早預警、早糾正、早處置，反而通過人為干預的方式延遲資金“暴雷”時間，掩蓋了可能出現的信貸不良，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金融風險，應當予以嚴厲打擊。鑒于此，行為人違規出具金融票證用于借新還舊的，其犯罪數額應合并計算。

　　本案中，2013年下半年，A公司1億元信用證到期前，因其無力償還，甲又指使B省分行相關部門違規為其再辦1筆貿易背景虛假的1.03億元信用證，用于A公司融資償還前筆信用證到期的1億元資金，嚴重侵害了國家對金融票證的管理制度。因此在確定甲的犯罪數額時，應累計計算，將其后筆違規開具的1.03億元信用證計入在內，法院在審判中也支持了該認定方式。

　　四、本罪“直接經濟損失”的時間節點應如何認定？

　　本罪追訴標準的第二項為“違反規定為他人出具信用證或者其他保函、票據、存單、資信證明，造成直接經濟損失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對于認定損失的時間節點，由于沒有相關司法解釋予以明確，實踐中存在模糊認識。我們認為，對此應當分兩種情況分析。

　　其一，如果前期初核掌握了行為人涉嫌本罪的相關證據，并在立案請示中予以體現，那么應當以立案時間作為認定本罪直接經濟損失的節點。主要考慮這樣能夠最大限度地前置對金融管理秩序的法益保護時間，同時由于實踐中操作起來較為方便，也具備一定的現實基礎。比如，初核掌握銀行工作人員違規為企業出具信用證150萬元，至立案時仍有100萬元逾期未收回，那么這100萬元就是直接經濟損失數額，達到了應予追訴的標準。

　　其二，如果在初核中沒有發現行為人涉嫌本罪的線索，而是因其他罪名如受賄罪等對行為人立案，但在審查調查過程中又發現其違規出具金融票證的問題，實踐中，通常也以監察機關立案的時間作為認定節點。對此，可參考濫用職權罪造成損失的認定方式，比如立案時只掌握涉嫌受賄罪問題，調查中發現涉嫌濫用職權問題的，通常也是以立案時間為節點計算濫用職權造成的損失。

　　需要注意的是，在直接經濟損失的時間節點確定后，損失數額也可相應固定，即使在審判前又挽回一定損失（司法實踐中常見涉案企業在案件查辦過程中歸還部分逾期資金），也并不影響定罪數額，但可作為酌定從輕的量刑情節予以考慮，依法從寬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