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類監督貫通協調，離不開信息的流動與共享。各類監督主體掌握的大量信息，集中體現為豐富的數據資源，數據貫通是凝聚監督合力、提高監督水平的有效路徑。然而調研發現，“信息孤島”和“數據壁壘”現象在不少地方較為突出，影響了各類監督貫通協調的質效。信息壁壘因何形成？怎樣才能打破阻隔，增強監督的協同性與穿透力？一些地方的紀檢監察機關結合實際作出了思考與探索。

　　變“各自為戰”為“資源共享”
　　——數據互通連接“信息孤島”

　　低保對象去世三年多仍在領取補助，直到紀檢監察機關開展專項整治時發現問題，民政等相關部門才“后知后覺”。調研采訪中，這樣的現象并不是個例。究其原因，除了個別黨員干部和公職人員失職失責、疏于檢查核實之外，各職能部門之間溝通不暢，未及時共享低保對象信息，也導致了監督空白的出現。

　　一面是監督存在盲區死角，另一面則是多頭監督、重復監督。以高標準農田建設領域為例，某地農業農村部門年初就布置開展監督工作，涉及地區已按要求將相關數據上報，但由于紀檢監察機關不掌握這些數據信息，不久之后又去開展監督檢查。很多受訪同志反映，不同監督主體各自為戰，不僅需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重復檢查也給被監督部門和人員造成困擾，增加了基層的負擔。

　　“各類監督主體缺少信息互通，難以在監督目標、重點和方法上達成共識，就可能對同一監督對象或問題進行重復檢查、調查或審計，難以形成全面、系統的監督網絡，一些問題可能在不同主體監督范圍之間‘漏網’，甚至因信息壁壘造成問題延遲反饋、處置滯后。”一位地級市紀委監委負責同志表示，這也是監督資源無法得到有效整合，監督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那么，監督中為什么會存在信息壁壘？

　　調研了解到，一些監督主體鑒于部門利益，不愿“自揭瘡疤”。“他們認為把數據提供給其他部門特別是紀檢監察機關，會暴露自身問題，一定程度存在護短、怕被監督的心理。”一名受訪的省紀委監委干部講道。另一名派駐紀檢監察組干部也表示，有的職能部門會對信息進行“過濾”，只把“好的”信息共享出去，“不好的”則僅限“內部掌握”。顧慮信息共享的安全性，也是不少受訪者提及的原因。稅務、審計、公安等部門的信息涉密性強，擔心信息泄露會帶來法律責任和工作風險，因此在信息共享方面比較謹慎。

　　除了主觀原因，客觀上缺少統一的信息共享平臺，也是各地面臨的現實問題。遼寧省紀委監委有關部門同志表示，不同監督主體的信息系統相互獨立，有的部門想共享但沒有平臺，影響了信息互通的主動性和時效性。

　　增強各類監督貫通合力，打破信息壁壘勢在必行。紀檢監察機關作為監督專責機關，在黨委領導下，推動建立統一的監督信息平臺，整合分散在各職能部門的數據資源，既是其履行職責的應有之義，也是實現信息共用共享的迫切需要。

　　海南省紀委監委推進的“監督一張網”建設，正是這樣的破題之舉。在省委帶領下，由省紀委監委牽頭抓總，經過調研和試點，海南于2023年8月建成省級“監督一張網”平臺。“監督一張網”以一個信息化平臺為載體，連接起“1+9”類監督主體，各類監督主體可以通過平臺相互推送監督工作中發現的問題，共享項目信息、預警信息、信用信息等監督成果，讓監督貫通有了具體的實踐載體，有利于更好形成監督合力。

　　“黨委重視推動，才能破解一些監督主體‘不愿’共享、選擇性共享信息的難題。”在遼寧省沈陽市紀委監委第一紀檢監察室主任朱建偉看來，各個職能部門層級相同，共享信息大多建立在相互協商基礎之上，并無明確規范要求，對信息的全面性、真實性也不具有強制約束。此時，“黨委支持不支持”“是否自上而下推動”成為打破信息壁壘的關鍵所在。據介紹，沈陽市委高度重視大數據監督工作，要求各職能部門積極支持配合，主動提供數據，為信息共享按下“快進鍵”。該市還探索通過人大立法方式推動政務數據等開放共享，明確限定了不予共享和有條件共享、不予開放和依申請開放的范圍，使信息共享有了更為規范細化的制度支撐。

　　打破信息壁壘的同時，信息安全底線不能破。為防范信息共用共享可能帶來的安全風險，一些地方探索從權限設置、程序審批等方面嚴格把關。廣東省深圳市紀委監委建立數字紀檢監察大數據中心，采用數據不落地方式對接，既節省了數據落地帶來的管護成本，又避免了維護過程中的失泄密風險。同時，根據層級、職務、崗位等設置不同的使用權限，嚴格查詢審批程序，確保依規依紀依法獲取和使用信息。

　　用“數據跑”代替“人力跑”
　　——歸集比對提高監督質效

　　信息調取費時費力，曾一度成為一些地方紀檢監察機關監督辦案的掣肘。遼寧省營口市紀委監委第十一紀檢監察室干部任鍵寶介紹，以前查詢金融信息時，取回查詢結果要等少則兩周、多則一個月以上的時間。

　　獲取信息“靠人跑”，也影響發現問題和突破案件的質效。任鍵寶告訴記者，以前掌握線索大多通過信訪舉報、上級交辦、下級上報、部門移交等傳統方式，發現問題渠道方式單一，并且較為被動。隨著腐敗手段不斷隱形變異、翻新升級，甄別、查處難度加大，面對層層偽裝的權錢交易行為，即使“瞪大眼”“跑斷腿”，有時也很難洞穿真相。“建立健全監督信息平臺，用‘數據跑’代替‘人力跑’，能夠大大提升監督效果。”

　　一改以往的上門收取信息模式，營口市紀委監委與駐營金融機構搭建了金融信息共享平臺，只需將查詢手續上傳到共享平臺，3天就可以等待反饋查詢結果，既節約了時間、人力和資金成本，又極大提升了數據結果反饋質量。

　　數據歸集只是第一步，海量數據如何發揮威力？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紀委監委技術監督室副主任梁瑩認為，深化運用大數據技術豐富監督手段，把異常問題信息和監督需求銜接起來，對人員、單位、項目等風險點提前預警，能夠讓監督更智慧更高效。該市紀委監委研發桂林市工程建設領域“二郎神”監督平臺，開發工程項目全周期態勢分析、預警信息處置等5大功能模塊，針對排查出的潛在異常問題，按照問題嚴重程度，分紅、黃、綠三級進行預警，提醒相關部門進行關注。2023年12月該平臺試運行以來，線上發布預警信息18233條，形成問題分析報告3期，發現問題51個。其中，經查屬實有問題的工程項目5個，追繳資金494.5萬元，立案4起，給予黨紀政務處分4人。

　　“數據代表生產要素、代表權力，數據本身就是行權的一種體現。”沈陽市紀委監委第一紀檢監察室主任朱建偉告訴記者，有基礎數據就可以建立各類模型，運用大數據建模方式開展監督，深化數據穿透，就能將被動等待線索上門變為主動出擊，精準發現權力行使過程中的問題。

　　在糧食購銷領域腐敗問題專項整治中，沈陽市紀委監委以案件開路，先后調取糧食購銷領域相關業務數據上億條，在此基礎上探索建立涉糧車輛進出庫時間間隔模型、糧食質價比對模型等19個監督模型，通過比對分析，發現了一批“空氣糧”“轉圈糧”等問題。以涉糧車輛進出庫時間間隔模型為例，數據比對發現，有的車輛進出時間間隔及次數異常，同一車輛進出糧庫間隔時間較短，違反了卸（裝）貨及運輸流程常規性，“轉圈糧”問題由此被揭開“蓋子”。

　　最低生活保障救助金問題監督模型、醫療設備采購監督模型、公職人員及近親屬企業違規中標問題監督模型……沈陽市紀委監委已經固化形成168個“輸入數據就能發現疑似問題”的模型，發揮了大數據監督的作用。與此同時，市紀委監委相關負責同志坦言，建模調取的數據并非實時數據，存在一定時間差和滯后性，“如果能夠實現數據實時共享，就可以將‘探照燈’嵌入權力行使全過程，進一步提升發現問題的及時性和有效性。”

　　數據實時共享必然需要各監督主體支持。深圳市紀委監委信息數據監督室副主任樓中元認為，紀檢監察機關主動向前一步，爭取職能部門認可，是實現雙贏的關鍵。

　　通過“一家一家上門談”，深圳市紀委監委讓更多職能部門認識到，數據實時共享，也是對本部門本領域監督工作的助力。樓中元介紹，職能部門紀檢監察機構人員較少，缺乏監督辦案力量，僅靠自身掌握的信息，發現查處問題能力有限。數據實時共享后，市紀委監委及時將大數據比對發現的問題和線索反饋給相關職能部門，大大提高了部門紀檢監察機構發現問題、查辦案件的數量和效率。截至目前，深圳數字紀檢監察大數據中心已與該市90家單位的370多類數據實現實時對接、實時查詢，做到了監督執紀執法所需業務數據全要素覆蓋。

　　以數據閉環構建監督閉環
　　——懲治防一體增強治理效能

　　某村黨支部書記連續多年虛報土地數據、騙取補貼；某村已被永久性破壞的土地，仍在領取涉農補貼；某副鄉長越權發包土地給自己……沈陽市紀委監委在監督檢查、審查調查中發現，一段時期內，農村集體土地領域問題頻發，暴露出該領域底數不清晰、制度不健全、監管不到位等深層次原因。

　　近年來，一些重點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突出，“前腐后繼”“查不勝查”。究其原因，監督中“重發現、輕整改”“重查處、輕治理”觀念不同程度存在。有的對問題整改缺少跟蹤督促，相關單位整改主體責任落實不到位，導致問題整改不徹底；有的就事論事，未能推動責任單位深挖制度短板、機制缺陷、監管漏洞，系統性腐敗風險隱患猶存。

　　監督發現問題只是第一步，要實現各類監督優勢互補、進一步放大監督疊加效應，合力督促整改、深化治理是重要一環。對此，不少同志表示，紀檢監察機關應充分發揮監督信息平臺全鏈條、全流程特點，既推動做好揭示問題的“前半篇文章”，又督促抓實促改促治這“后半篇文章”，以數據閉環構建監督閉環，充分發揮監督貫通協調發現問題、防范風險、推動改革、促進治理的作用，把監督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推動問題整改落實，首先要壓實整改主體責任。針對農村集體土地領域存在的超期發包、低價發包、租期過長等問題，沈陽市紀委監委建立農村集體土地大數據監督系統，建設7類20個監督模型植入系統，實時預警、線上銷號，推動各級主責部門聯動整改。市紀委監委還將相關監督模型交予主責部門使用，通過大數據監管系統，歷史性摸清了全市農村集體土地“底數”。截至2024年底，全市已收回土地54萬余畝，收回資金3億余元。

　　“整改不能局限于解決具體問題，而應深入分析監督發現的系統性、行業性風險隱患，共同查找管黨治黨、制度建設等方面短板漏洞，推動相關地區部門建章立制、強化監管。”沈陽市紀委監委相關負責同志介紹，在市紀委監委推動下，該市有關部門印發《農村集體土地問題專項整治資金及合同管理指導意見》等文件，制定全市土地公開流轉交易監管制度和縣鄉兩級資金管理制度，從源頭上防止違規違紀問題發生。

　　整改過程中，個別單位也會出現敷衍整改、拖延整改等情況。由于缺少檢查督辦手段或者檢查督辦不及時，整改“一拖再拖”乃至“一拖了之”，問題是否解決也就成了一本“糊涂賬”。還有的僅靠紀檢監察機關一家進行監督，其他監督主體推動整改的作用發揮有限。針對這些問題，海南省“監督一張網”作出了回應。

　　“監督一張網”把問題處置全流程搬到“線上”，推送、轉辦、跟蹤、確認等環節都全程留痕、全程“可視”。無論是問題發起單位，還是紀檢監察機關，都可以在“監督一張網”平臺對辦件過程“云”跟蹤、對問題整改情況“云”查閱。“監督一張網”還設計了“督辦”環節，相關辦理主體可以申請督辦，紀檢監察機關也可以通過查看辦件辦理情況或根據平臺預警規則自動觸發的督辦提示，主動發起督辦。在“監督一張網”推動下，部分問題辦件平均提前25.72天完成辦結。各類監督主體通過平臺督促高質高效整改，解決了一批影響自貿港建設、生態環境保護的難點堵點問題，推動了重點領域的系統治理。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群眾是最敏銳的監督眼。深刻認識到信息公開不及時、不透明是導致權力濫用的重要原因，遼寧省紀檢監察機關積極推動“陽光三務”“陽光國企”等平臺建設，以數據公開強化靠前監督。沈陽市紀委監委將農村集體土地大數據監督系統與“陽光三務”公示平臺對接，融入基層治理，形成農村土地智慧監督治理公開全閉環。系統運行以來，僅在新民市，市紀委監委受理土地信訪量同比下降15%，全域335個村每村增加集體收入20萬元。

　　以信息化助力各類監督貫通協調，仍處于探索階段。二十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要求，以大數據信息化賦能正風反腐。調研中不少受訪同志表示，紀檢監察機關應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進一步打破信息壁壘，不斷增強監督的針對性、有效性，為推動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提高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插上科技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