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監管社區股份公司有座“烽火臺”

　　“四個平臺”建設抓住基層黨風廉政建設牛鼻子

　　深圳有1046家股份合作公司，資產總額達1588.9億元。他們掌握的集體土地資源，面積達384平方公里，約占深圳轄區面積的19%。在土地資源稀缺、高房價高房租的背景下，掌握著不少物業出租、土地開發等資源的股份合作公司，成為利益聚集地，也成為反腐敗的聚焦點。

　　“以前大隊書記好威風，現在我們威不起來。”龍崗區愛聯社區愛聯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長鄧小兵說，出去吃飯寧可自己埋單，也不愿意要公家出錢。“太透明了，吃個飯，國資委、紀委、股民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算過，吃個2000元的飯，入賬要7個人的簽字。” 寶安區上合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長黃國興也有同樣的感受。

　　深圳商報記者近期在寶安、龍崗、坪山采訪時了解到，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長感嘆，沒有以前“威”了。這是綜合監管“四個平臺”建立之后帶來的細微變化：董事長們時刻感到有一雙眼睛“盯著”自己。

　　集體資產交易平臺、集體資產管理平臺、財務實時在線監管平臺、出國（境）證照電子監管平臺，這“四個平臺”用“制度+科技”的手段，規范股份合作公司的經營管理，不僅帶來經濟效益提升促進集體經濟發展，也為股份合作公司反腐敗搭建一座烽火臺，構建起基層黨風廉政建設的第一道防線。

　　股份合作公司掌握大量“三資”

　　改革開放后，在“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經濟的哺育下，世世代代在這片土地的村莊和村民，過上了“兩租”經濟的日子。“兩租”是指村集體出租廠房，村民出租私人房屋。2004年，深圳進行城市化轉制，原特區外27萬農民辦理農轉非，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改制為社區股份合作公司。

　　股份合作公司掌握的資源、資產、資金（簡稱“三資”）是驚人的。

　　以寶安區為例，248家股份合作公司，股民7.43萬人，截至2016年12月，全區股份公司賬面資產總額為564.29億元，物業面積3418.3034萬平方米，人均集體分配約4.4萬元。

　　村變社區，村民變股民，身份發生了變化，財富也加劇膨脹，然而股份合作公司的管理經營模式卻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被稱為洗腳上田的村民，還用他們熟悉的方式管理“三資”，“家天下”的思想占主導地位，家長制作風現象盛行。對是不是規范管理、有沒有信息公開、能不能適應需要，都不太“講究”。

　　由此，“老大說了算”的弊端顯現出來。從案件公布情況看，公章合同隨身帶，飯桌上說簽合同就簽者有之；廠房租金不入賬，占為己有者有之；不召開股東大會，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者有之；證照管控松散，經常前往境外賭博者有之；資金賬外運行，個別董事長卷款跑路者有之。

　　2005年以來到2016年初，深圳共查處社區股份公司案件180多宗，其中社區股份公司董事長違紀違法案件占比近一半。據統計，僅黨的十八大以來，深圳就立案查處社區公司董事長70人。

　　案件易發引起重視

　　2017年3月初，寶安區紀委公布了一起股份合作公司工作人員典型違紀案。

　　2010年至2013年間，黃麻布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長羅某等人與某房地產公司老板許某，大搞“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在合作開發土地的簽訂協議、廠房拆遷、款項撥付等各個關鍵環節，許某分六次向羅某送現金達數百萬元。

　　寶安區紀委認為，此案暴露出了基層社區集體經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從外部環境看，深圳土地資源日趨稀缺，面對巨大的開發建設收益，一些房地產老板以金錢開路，“圍獵”社區干部尤其是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長，千方百計拿到城市更新項目。土地合作開發工程量大、利潤豐厚，為權力尋租提供了土壤。

　　從社區自身治理看，社區公共資源交易不規范、不透明，為權力尋租提供了空間。長期以來，相關制度不規范，各股份合作公司土地開發項目的招投標方式和操作流程五花八門，加之信息不公開，缺乏監督，為腐敗行為留下了空間。同時，“一把手”權力高度集中，為權力尋租提供了便利。在社區土地開發和舊城改造過程中，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長手握大權，合作對象選定、拆遷補償、合同簽訂、工程驗收等各個環節，都需要董事長點頭同意。

　　“三資”事關居民、股民的發展根基和切身利益，股份合作公司制度不完善、運作不規范、監管不到位，導致集體經濟管理在資源交易，資金、臺賬、人員的管理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從而影響居民收入和社區穩定。股份合作公司高發腐敗案，造成社區干群關系緊張。股民上訪，給社會管理帶來了壓力。

　　果斷納入監管

　　結合省市對“三資”清查摸底、規范管理的要求，深圳早在前幾年就著手對股份合作公司進行規范管理。

　　2013年9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出臺《關于推進股份合作公司試點改革的指導意見》，提出加快股份合作公司的轉型發展、完善規范監管、實行政企社企分開、加大扶持力度和探索股權改革。同期，市紀委等六部門聯合發布《關于加強股份合作公司資金資產資源管理的意見（試行）》，提出建立完善集體經濟陽光管理服務系統，重點是把“三資”臺賬、“三資”交易、重大事項監管等納入管理。

　　把股份公司的治理，作為基層治理重點來抓，深圳各區開始各自的探索。

　　龍崗區紀委常委毛冬寶告訴記者，由紀委牽頭把股份合作公司的事情“管”起來，剛開始董事長們有顧慮，有抵觸情緒：辦什么事情都要上報，辦事效率是不是會低？股份公司的商業秘密會不會泄密？是不是把事情搞復雜了？

　　“推進工作沒那么容易，你看看我頭發就知道了。”龍崗區愛聯股份公司董事長鄧小兵笑著對記者說。

　　坪山區沙湖股份合作公司總經理鐘錫堅一語道出心里話：“坦白說，剛開始覺得這有點把我們當做‘賊’，接受不了，我只是‘村長’而已，又不是國家干部。”

　　“我們有辦法，帶著董事長們分批去佛山南海、東莞虎門這些先行改革的地方，學習、考察、上課，換一換思想。”坪山區紀委副書記、監察局局長徐海波說。

　　“由區委授權，區紀委負責三件事情：總協調——牽頭研究目標、分解任務、定期檢查；定規矩——制定制度管事，職能部門落實，紀委監督到位，但職能不越位；解難題——不愿意干怎么辦，紀委來做思想工作。”徐海波這番話，把紀委和政府職能部門的分工說得很清楚。

　　“四個平臺”破題

　　2015年3月18日，坪山區公共資源交易中心迎來了第一筆股份合作公司的物業交易。位于坪山辦事處田頭社區馬安嶺路的集資1棟、11棟、12棟廠房進行續約交易，甲乙雙方在新區公共資源交易中心簽訂了租賃合同。這筆交易打破了原有股份合作公司集體資產交易自操自辦的模式，推動了社區“三資”進入平臺交易的進程。

　　2016年4月14日，坪山集體經濟綜合管理系統啟動上線，這個系統包括集體資產管理平臺、集團資產交易平臺、股份合作公司財務監管平臺、出國（境）證照監管平臺。

　　——集體資產管理平臺，以各股份合作公司的資產清查結果為基礎，對集體廠房、商鋪、宿舍、土地等資產資源進行梳理，將資產名稱、位置、現狀、照片等基礎數據全部錄入平臺。

　　——集體資產交易平臺，將“兩類用地”土地使用權、建設工程招投標、貨物和服務采購、集體物業出租等納入平臺，確保資產交易在立項審批、信息發布、結果公布等環節的規范化、信息化和透明化。

　　——股份合作公司財務監管平臺，對股份合作公司資金、票據、合同、固定資產、收益分配等8個重點方面，通過平臺集中會計核算，由街道辦事處財管中心負責代理記賬，由區、辦事處二級對公司財務進行實時監管，平臺與銀行系統實時對接，從而掌握各賬戶資金動向，一旦發生異常變動就自動報警。

　　——基層干部出國（境）證照監管平臺，將社區綜合黨委書記、副書記、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長和居民小組長等關鍵崗位人員因私出國（境）證件，統一錄入平臺管理，實行全區聯網實時監管。這些人員去過哪里、什么時候去、什么時候回、哪里審批、哪里備案，一目了然，有效防止了相關人員擅自離境。

　　坪山“四個平臺”建設，為股份公司管理破題。“監管系統把制度要求變成程序，不按要求走程序，交易就沒法往下進行，以此倒逼股份公司依規辦事。”徐海波說。

　　董事長們有話說

　　寶安區的探索也有聲有色。

　　2015年，寶安區紀委開發了“股份合作公司智慧廉政監督信息系統”，將股份公司物業招租、建設工程施工招標、城市更新與土地開發、大額資金支出、對外擔保等10項重點事項流程納入系統，實時將有關信息錄入，進行動態管理。

　　2016年7月，區紀委監察局聯合區集體資產管理辦、區采購中心，開發建成了寶安區社區集體經濟管理服務平臺，下設集體資產交易、集體資產監管、財務監控、出國（境）證照和股權管理等四個系統，并與前述智慧廉政監督信息系統實現對接。

　　具體來說，社區集體資產交易項目全部在股份合作公司智慧廉政監督信息系統上發起，完成前期民主決策程序和街道辦審核備案，再申報至“集體資產交易系統”，由其分撥推送到相應的交易機構完成交易。其中，物業出租和集體用地開發與交易，推送到“深圳市聯合產權交易所”進行交易，建設工程招投標推送到“區工程交易中心”進行招標，貨物與服務采購則推送到“區采購中心”進行采購。

　　“剛開始股份公司覺得錄入信息麻煩，錄完歷史數據之后，現在只要產生一筆錄一筆，他們還是比較支持，主動性提高了。”寶安區集體資產辦監督管理部負責人高佳林向記者表示，股份合作公司自身也有規范管理的需要，董事長管不過來，這套系統還幫了他的忙。

　　“有一家股份公司因為管理不到位，出納挪用款項，董事長、財務主任被責令辭職，幾位董事被黨紀處分。新任負責人對錄入信息非常重視，有一筆錄一筆。原來這家公司的投訴很多，現在情況好多了。”

　　“對規范的股份合作公司來說，有這個平臺是好事。看起來是盯著你，實際也是在幫助你。”上合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長黃國興告訴記者，村里人多，涉及大工程和房地產合作項目，如果沒有這一套流程，不管你怎么做，就算有八成人支持你，也還有一成二成的人多多少少懷疑你。通過政府平臺來交易，就可以講得很明白。

　　“以前，一開大會就喊要看你開銷。現在有了這個平臺，大家沒有那么多問題要問。” 黃國興說，以前董事長權力太集中，外面的人都覺得搞定你就OK，什么人都來找你，以為你一支筆就搞定了，簽了字犯不犯事再說。現在你搞定我沒用，我簽了字是違法，簽了字也不算。

　　“規范權力也是好事，減輕壓力。老是出問題再查就遲了，這是從源頭抓的做法。”黃國興說，以前老有朋友、親戚、各種關系來找，有人打招呼做董事長的都要聽。以前我就要翻出文件給他們看，得罪朋友。有了這平臺，我就可以說不是我的權限，我幫不了忙做不了主。

　　說起政府搭建平臺的好處，黃國興一下子說了一大堆。

　　“權力上網，請托無門”。寶安區紀委制作了一組漫畫，張貼在社區里，黃國興覺得宣傳效果不錯。

　　股東拍手歡迎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各區在督促股份公司規范管理，都緊緊圍繞“集體資產交易、集體資產管理、財務實時在線監管、出國（境）證照監管”等四方面內容開展。在信息服務和股民參與方面，龍崗區又進一步探索。

　　龍崗國資委副主任彭愛民給記者詳細講解了龍崗社區集體經濟管理服務網的多種功能，除了涵蓋“四個平臺”的內容外，還突出了服務。

　　“銀行賬號都有登記備案，每一個賬號的流水，每天都可以看到。對資金嚴管，不能搞違法建筑和亂投資。2萬元的開支，就會彈出信號。不可能發生卷款跑路的事，連挪用的機會都沒有。”

　　彭愛民說，以前存在制度不執行或不到位的情況，現在通過定制開發軟件，把制度要求融入到記賬憑證中來。比如開支2萬元，就要董事會的決議才能開支報賬，用制度的剛性解決了人情。

　　“系統數據來源是公司日常管理和財務核算，是實時抓取、即錄即見，只要你在做賬我就在看。”彭愛民說，以前只能下通知來開會交個材料給我，現在不用了。你在做賬我在看，你在開會我也在看，你在做決議收租，我都在看。“物上的往來減少了，實際上更密切了。”

　　龍崗區紀委常委毛冬寶告訴記者，龍崗區的平臺突出了服務功能。

　　毛冬寶說，龍崗區與市市場監管委合作開發，把超過20萬家市場行為主體的信息，包括法院判決在內，都嵌入系統當中。“股份公司在城市更新、物業出租中，沒有意識也沒有途徑去了解更多的信息，像租戶跑人、拖租金，產生環保違法，發生經濟糾紛，集體經濟都會遭到損失。我們把這些信息提供給他們，減少了因為信息不對稱產生的問題。”

　　股份公司“三資”管理如何，有切身利益的股民最關心。

　　記者在愛聯社區大樓一樓大廳看到一臺叫“易辦事”的終端服務機器。機器有身份證讀卡區，注明三資信息查詢操作步驟——進入愛聯股份合作公司主頁面，點擊“三資信息”菜單，在股民登錄處輸入身份證和密碼，或者把身份證放在感應區掃描，登錄之后可以查詢資金信息、資產信息、資源信息、合同信息、租金信息等。

　　愛聯股份公司董事長鄧小兵說，以前公司的賬目大家都不太清楚，想去查詢又怕麻煩，厚厚的紙質賬目也不容易看懂。現在只要舉手之勞，就可以隨時查詢，社區“三資”和合同、租金、收支賬冊等實時信息一目了然。

　　“股民拿著自己的身份證，到終端機器上一刷，就可以看到股份公司的各個會議、決議，他們的疑問就沒有了。”鄧小兵說。

　　“社區群眾、股民有途徑去了解‘三資’的各項內容、過程、結果等真實情況，推動股民從只關心分紅的結果，變為參與全面監督的過程。”毛冬寶說，在維護股民切身利益的同時，也還社區干部一個“清白”，提高了干部在基層的公信力。

　　繼續完善任務重

　　“早有這個平臺就好了。”寶安區福永街道鳳凰股份合作公司股東文慶科這樣跟記者說。

　　原來，鳳凰股份合作公司參與開發的方格鳳凰大廈需要采購電梯，采購通過寶安區集體資產交易系統發起交易，成交價比預算降低了30%。一筆電梯采購就省了342萬元，這讓他感到很爽。

　　鳳凰股份合作公司行政部主任文福琳說，公司招標做了初步調查，15臺電梯采購預算是1290萬元，通過平臺招標，可選的品牌范圍增加了，公司省了一大筆錢。在文福琳看來，政府搭建的平臺，解決了股份公司信息相對閉塞、選擇少的問題。

　　記者在采訪中，聽到不少這樣的例子。“四個平臺”幫助股份合作公司“三資”陽光交易，實現了交易項目的價值發現和保值增值。以龍崗區為例，2014年以來，全區股份合作公司凈資產同比增長12.26%，年度總收入同比增長37.25%，股民人均集體分配同比增長60.58%。

　　以物業租賃為例，上合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長黃國興告訴記者，沒上集體資產交易平臺之前，一有房租信息，村里人都會來找，不給他們，他們就會懷疑你是不是收了人家“喝茶費”。結果有的人拿到物業就做二手房東，層層轉包。“現在上了集體資產交易平臺之后，避免了‘喝茶費’的問題，誰都有機會租到。”

　　寶安區集體資產辦負責人還表示，符合產業發展方向的企業，集體資產交易系統有特殊通道，優先續租權的政策將一步步完善。

　　記者觀察

　　全面從嚴治黨 要切實傳導至基層

　　深圳商報記者 彭琰

　　社區股份公司的“健康”，不僅是基層反腐的需要。社區股份公司提升公司經營能力和治理水平，關乎社區經濟發展，關乎城市建設和社會穩定。近年來，社區干部違紀案件暴露出值得警惕的情況。如，西鄉街道黃麻布社區股份公司工作人員違紀案中，基層選舉已經變成商家“長線投資”。開發商為了維護在社區的長期利益，一方面資助“代言人”參與社區換屆選舉，另一方面積極出錢幫助其打點關系。

　　社區股份公司的監管，是社區基層治理的重要方面。在很長時間里，社區股份公司的管理人員，就是社區黨員干部。他們既負責公司的經營，也負責管理社區事務。有的社區黨員干部甚至在案發后還在問，為啥紀委還管社區股份公司的干部。

　　“他們只記得自己是股民選出來的董事長或董事，卻忘了自己同時還是名黨員干部，管理的是集體‘三資’。”深圳市紀委有關負責人介紹說，社區股份公司中黨員干部腐敗案件多發，反映了全面從嚴治黨的壓力未能及時傳導到基層。

　　基層不牢地動山搖。在基層治理中，深圳采取了一系列加強黨建、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任務的舉措，包括：施行社區黨組織書記不再擔任社區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長，集中精力搞好基層黨建工作；加強街道紀檢干部力量配備等，把基層從嚴治黨的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壓到實處。深圳社區股份公司的發展探索，說明集體經濟健康發展需要加強黨的建設和領導，通過落實從嚴治黨，保障權力規范運行，才能確保“三資”安全和社區穩定，才能保障社區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記者 彭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