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出自東漢思想家王充《論衡》。《論衡》是一部研究自然哲學、認識論、倫理學等涉及范圍極廣的著作，常以精妙而貼近生活的類比，將宏大且抽象的哲理闡述得入木三分，我們熟知的“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甚者觀蛟龍”等古語皆來源于此。這句話大意為：品德不優秀的人，不會胸懷遠大理想；才能不足的人，不會具有淵博的見識。

　　德與才，自古以來就被認為是成就事業的基礎。“重德”作為中國歷久彌新的價值觀念，已深深嵌入中國人的個人修養、社會理想和人類情懷。《大學》開宗明義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儒家歷來主張“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價值。立德居于建功立業、著書立說之前，修身方能齊家治國平天下，有了德，才會有高遠之志，才會有人生奮斗的方向。同時，翻閱古代典籍，幾乎隨處可見古人為了增長才干而勤學苦讀的故事：白居易勤于誦讀寫作，“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瘡，手肘成胝”；張溥勤于抄書朗誦，以致“右手握管處，指掌成繭。冬日手皸，日沃湯數次”；王充作《論衡》，“閉門潛思，絕慶吊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一個人成就的高與低取決于才能的多與少，若不靠勤學努力增長才干，修身養德也會成為無源之水，縱使有德也難以成就事業。

　　回望歷史，無數先哲圣賢、仁人志士都重德崇善，凡青史留名者，大多既品德高尚，又才能杰出。詩圣杜甫既有“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宏愿，亦有“詩是吾家事”的才學，才得以寫下被后人譽為“詩史”的佳作；范仲淹以《岳陽樓記》享譽盛名，雄奇的想象、宏大的氣魄、流暢的文筆，無不凸顯其深厚的文學功底，然而縱使經綸滿腹，他從未恃才傲物，有的只是以為國效忠為大志、以天下大事為己任、以勤儉節約為家訓的高尚品德。

　　立德，方能立身、成人、處世；成才，方能擔責、謀事、成事。《周易》中有：“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古人清醒地認識到，建功立業、安邦定國，需要德才兼備的人才。而在德與才中，又強調以德為先。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以“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論述德與才的關系，意即才能是德行的輔助，德行是才能的統帥。各代的官吏考核多將道德放在首位，如周代考核“考其德行道藝”，秦漢提倡“敦厚、質樸、遜讓、節儉”的“四行”道德考核，《唐六典》在考核官員中要求德義有聞、清慎名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等。歷史上曾有過只為求才而無視德，致使最終亂國敗家的悲劇，也有過看似忠誠卻無才，最后誤事誤國的悲劇。德才需要兼備，偏廢哪一方面都是不妥的。

　　中國共產黨歷來十分重視人才工作，始終把人才隊伍建設視為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關鍵問題。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他還說，“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利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多次強調要堅持德才兼備，不能重德輕才，也不能重才輕德。盡管各個歷史時期黨對干部的要求不同，盡管不同時代的優秀干部各有特點，但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是始終貫穿的主線。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好干部標準，提出“三嚴三實”，即“嚴以修身、嚴以用權、嚴以律己，謀事要實、創業要實、做人要實”，“四有”，即“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四個鐵一般”，即“具有鐵一般信仰、鐵一般信念、鐵一般紀律、鐵一般擔當”，以及“既要政治過硬，也要本領高強”等要求。這些要求繼承了中華民族歷史上重德的優秀傳統，體現了我們黨對于干部的一貫要求，同時賦予“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新的時代內涵。

　　嚴把德才標準關，首先是把好政治關。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首要的就是崇尚對黨忠誠的大德。忠誠是具體的、實踐的，必須體現到對黨的信仰的忠誠上，必須體現到對黨組織的忠誠上，必須體現到對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忠誠上。眺望前方的奮進路，我們所開啟的是前所未有的壯麗征程，所面臨的是充滿未知的風險挑戰，每一名黨員都必須堅定黨性立場，加強黨性修養，心懷“國之大者”，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為黨分憂、恪盡職守，以實際行動詮釋對黨的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