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法出臺以后，陸續制定了與之配套的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監察官法、監察法實施條例等法律法規，為推進監察工作規范化、法治化、正規化提供了法治保障。制圖：趙嘉文

　　2018年3月2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新華社 發

　　2022年1月17日，我國“刑事缺席審判第一案”程三昌貪污案一審宣判，程三昌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五十萬元；追繳其貪污犯罪所得依法予以返還。圖為2021年12月9日，河南省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缺席審理此案。新華社 發

　　“反腐敗斗爭關系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是一場輸不起也決不能輸的重大政治斗爭。”6月17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進行第四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反腐敗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持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堅定不移“打虎”、“拍蠅”、“獵狐”，反腐敗斗爭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反腐敗國家立法，制定了監察法、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監察官法、監察法實施條例，修改了刑法、刑事訴訟法，實現了改革成果的法治化，扎緊防治腐敗的制度籠子，反腐敗工作在法治軌道上行穩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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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國家立法，把黨對反腐敗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的體制機制固定下來

　　反對腐敗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鮮明政治立場。全面依法治國條件下，深入推進反腐敗斗爭必須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進行。

　　早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二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要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加強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反腐倡廉黨內法規制度建設，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機制，堅決遏制和預防腐敗現象。”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將試點工作在全國推開，組建國家、省、市、縣監察委員會，同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制定國家監察法，依法賦予監察委員會職責權限和調查手段，用留置取代‘兩規’措施。”

　　幾年來，隨著反腐敗斗爭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我們制定了監察法及與之配套的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監察官法、監察法實施條例，修改了刑法、刑事訴訟法，扎緊防治腐敗的制度籠子，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加強了黨對反腐敗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重要目的，就是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成立監察委員會作為專門的反腐敗工作機構，與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在黨的直接領導下，對行使公權力的黨員干部、公職人員進行監督，對違紀的進行查處，對涉嫌違法犯罪的進行調查處置，這是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加強黨的領導的重要體現，是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體制機制的重要舉措。憲法修正案把“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增寫入憲法總綱第一條，以國家根本法形式確保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地位，監察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規不僅把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作為根本政治原則和指導思想，更落實到監察工作領導體制、工作機制和管理監督等具體制度設計中，為強化黨對反腐敗工作全覆蓋、全方位、全過程的領導提供了法治保證。

　　總結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不斷健全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監察體系。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組建監察委員會作為黨統一領導的反腐敗工作機構，將改革前行政監察部門、預防腐敗機構和檢察機關查處貪污賄賂、失職瀆職以及預防職務犯罪等部門的工作力量整合起來，把反腐敗資源集中起來，把執紀和執法貫通起來，攥指成拳，形成合力。制定監察法，規定監委的性質、地位、權限，構建起集中統一、權威高效的中國特色國家監察體制。監察法實施條例等配套法律法規，進一步規范監察機關職責和權限，完善監察權運行的法律程序。不斷完善的法律制度為改革持續深化提供保障。

　　有利于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黨和國家監督體系中，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是有機統一的。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加大反腐敗力度，實現了黨內監督全覆蓋。制定監察法等法律，通過制度設計補上過去監督存在的短板，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真正把所有公權力都關進制度籠子，體現依規治黨與依法治國、黨內監督與國家監察有機統一，不斷強化黨和國家的監督效能，探索出一條黨長期執政條件下實現自我凈化的有效路徑，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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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現了改革成果的法治化，扎緊防治腐敗的制度籠子

　　幾年來，通過反腐敗國家立法，把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中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固定下來，實現了改革成果的法治化。

　　2018年3月，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在“國家機構”一章中專門增寫“監察委員會”一節，確立了監察委員會作為國家機構的法律地位。

　　也是在這次大會上，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作為反腐敗國家立法，監察法是一部對國家監察工作起統領性和基礎性作用的法律。監察法規定了總則、監察機關及其職責、監察范圍和管轄、監察權限、監察程序、反腐敗國際合作、對監察機關和監察人員的監督、法律責任等內容。健全了黨統一領導、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體現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有機統一，對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懲治腐敗意義重大。

　　監察法的頒布實施，標志著國家監察體制改革進入了全新的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在新起點上持續推進改革，配套法規要跟上。要制定同監察法配套的法律法規，將監察法中原則性、概括性的規定具體化，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法規體系。

　　2020年6月2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自2020年7月1日起施行。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全面系統規范公職人員政務處分工作的國家法律，將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提出的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的要求進一步具體化。明確應當給予政務處分的違法行為、政務處分的基本原則、適用規則、程序和復審復核途徑，對政務處分制度作出全面系統的規定，改變了處分標準不統一的局面，有利于監察機關強化法治觀念、程序意識，推進政務處分工作的規范化、法治化、專業化。這是在新的起點上深化紀檢監察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制度成果。

　　推進反腐敗工作規范化、法治化、正規化，前提是紀檢監察工作自身運行要規范化、法治化、正規化。

　　2021年8月2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官法》，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這是繼監察法、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之后，又一部關于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的立法。監察官法以憲法和監察法為依據，堅持黨管干部原則，堅持“責任法”的定位，著重規范和促進監察官履職盡責。全面貫徹落實黨中央要求，突出政治過硬、本領高強，推動監察官管理具體化、制度化、法律化，為建設高素質專業化監察官隊伍提供了法律保障。

　　監察體制改革深入發展，監察工作的持續深化，對加強制度的系統集成、協同高效提出了更高要求。

　　經黨中央批準，2021年9月20日，國家監察委員會第1號公告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實施條例》。這是國家監委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決定制定的第一部監察法規，是推進監察法規制度建設系統集成、協同高效的重大制度成果。該條例實現黨對監察工作的全面領導具體化法治化，完善監察機關領導體制，細化監察職責、監察對象范圍和監察管轄的具體規定，規范各項監察措施的適用情形和監察程序各環節的具體要求，明確開展反腐敗國際合作的工作職責和領導體制，強化對監察機關和監察人員的監督。

　　此外，黨的十八大以來，還修改了刑法，進一步完善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加大了對行賄犯罪的處罰力度。修改了刑事訴訟法，完善與監察法的銜接機制，保障國家監察體制改革順利進行，增設刑事缺席審判制度，等等。不斷完善的反腐敗國家立法，為新時代繼續堅定不移全面從嚴治黨和全面依法治國提供了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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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優勢不斷轉化為治理效能，反腐敗更加協同高效

　　國家監察體制改革以來，紀委監委合署辦公，嚴格落實各項法律制度規定，紀檢監察機關在執行黨紀和執行法律之間實現有機、順暢的連接和溝通，在內部建立起統一決策、一體化運行的執紀執法權力運行機制，實現執紀審查和依法調查有序對接、相互貫通。監察機關與司法機關、執法機關之間，實現在法治理念、法治原則、工作職責、案件管轄、權限措施、工作程序、證據要求、處置政策以及反腐敗國際合作等各方面的順暢銜接，反腐敗更加協同高效。

　　制度優勢，數據和事實會說話。

　　今年全國兩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顯示，去年受理各級監委移送職務犯罪20754人，同比上升5%。與國家監委等共同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起訴受賄犯罪9083人、行賄犯罪2689人，同比分別上升21.5%和16.6%，對23名原省部級干部提起公訴，對17名逃匿、死亡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啟動違法所得沒收程序，對逃匿境外拒不歸案的程三昌適用缺席審判程序提起公訴。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指出，審結貪污賄賂、瀆職等案件2.3萬件2.7萬人，秦光榮、王富玉等14名原中管干部受到審判。加大職務犯罪贓款贓物追繳力度，實際追繳到位596.6億元。首次適用刑事缺席審判程序審理程三昌案，裁定沒收外逃人員徐進、張正欣境內外巨額違法所得。

　　此前，十九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工作報告公布，2021年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立案審查調查中管干部63人；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63.1萬件，處分62.7萬人。

　　一系列數據充分彰顯了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反腐敗斗爭取得的重大成果，充分說明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紀檢監察機關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執法部門互相配合，互相制約，形成反腐敗強大合力，制度優勢不斷轉化為治理效能。

　　以“兩高”工作報告均提到的程三昌案為例。作為我國“刑事缺席審判第一案”，該案的順利查辦是制度優勢的充分體現。2014年，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會議提出了研究建立刑事缺席審判制度的任務。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第五編增加“缺席審判程序”一章，解決了外逃腐敗分子本人的判決問題，豐富了追逃追贓的工作手段，填補了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的法律空白，為審判程三昌案提供了法律依據。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要健全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體制機制，完善推進規范化、法治化、正規化的法規制度，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始終跟上、對接紀檢監察體制改革的成果，通過創新解決現實問題、固化改革經驗，促進紀法貫通、法法銜接，全面提高紀檢監察法規工作質量，進一步發揮法規建設服務保障紀檢監察工作大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