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匏安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任中共廣東區(qū)委監(jiān)委委員，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第一屆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副主席。他是華南地區(qū)系統(tǒng)傳播馬克思主義第一人，也是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之一。他一生清風傲骨，嚴于律己，廉潔奉公，為黨和人民的事業(yè)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從兩廣高等學堂附中畢業(yè)后，因家庭變故無力支撐他繼續(xù)念書，楊匏安回到家鄉(xiāng)母校擔任小學老師。他滿懷熱情，想做個為人師表的好老師，把自己所學傳授給學生，為國家培養(yǎng)棟梁。學生都很喜歡他，親切地稱他為“小老師”。但是，當?shù)弥榻B他入校的遠親校長貪贓枉法時，他異常憤怒，血氣方剛的他不顧親友情面，選擇和同事揭發(fā)此事。誰料，事后他反被精于世故的校長誣陷入獄，經母親四處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釋。經過這樁冤獄，楊匏安開始認清當時社會的黑暗，內心更加堅定了追求光明的信念，不久便踏上東渡日本求學之路。在日期間，楊匏安廣泛閱讀西方各種流派學說。也是在那時，他受到片山潛、河上肇等日本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影響，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

　　歸國后，楊匏安先在澳門當家庭教師，1918年，他舉家遷到廣州，在一所中學擔任國文老師兼教務主任。因學校經費不足，教師薪水時常無法保證，楊匏安經常靠典當借貸來維持一家的生計。當時廣州市警察局一位同鄉(xiāng)欣賞他的才華，想請他去當秘書，但楊匏安不愿意同流合污，斷然拒絕這份“肥差”。他還創(chuàng)作《釣》《消夏》等詩，以詩明志，表達自己“誓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心志。

　　1921年，在譚平山的介紹下，楊匏安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廣東早期黨組織最早的黨員之一。入黨后，楊匏安以更加飽滿的熱情投入到黨的工作中。楊匏安在廣州的居住地楊家祠就是當時廣東共產黨早期組織活動的重要陣地。當時廣東黨組織在楊家祠的活動既隱秘又頻繁，來此活動的同志逐年增多，早期有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阮嘯仙等，楊家祠已儼然成為黨的重要活動場所。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楊匏安在楊家祠的閣樓里開辦注音字母訓練班，教的是注音字母，用的教材是進步的文章、書刊。楊匏安還和堂叔楊章甫等人教唱《國際歌》，利用講課、唱歌來進行革命宣傳，注音字母訓練班就成了掩護共產黨組織活動的一塊招牌。

　　1922年2月26日，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青年周刊》出版，楊匏安執(zhí)筆創(chuàng)刊宣言。在這篇不到2000字的宣言里，楊匏安寫道：“我們最服膺馬克思主義！”同年4月，他連續(xù)用白話體發(fā)表長文《馬克思主義淺說》，再次系統(tǒng)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學說、剩余價值理論三大組成部分。在這些文章中，他旗幟鮮明地高舉馬克思主義，將之作為中國革命指南，并有力批判了當時流行的形形色色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在幫助華南地區(qū)知識青年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認清革命道路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在當時，他的系列文章在廣大進步青年群體中廣為傳播。

　　1923年5月，陳炯明事件平息后，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改選，楊匏安被選為候補執(zhí)行委員，與阮嘯仙、劉爾崧等人共同負責青年工作。當時為吸引更多青年學子入團，團廣東區(qū)委建立了外圍組織——新學生社。楊匏安頻繁出席學生活動，為爭取學生利益出謀劃策。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社員人數(shù)從100多人發(fā)展到五六千人，成員由廣州一地擴散至整個華南地區(qū)，很好地把青年群眾團結到一起。

　　省港大罷工期間，楊匏安管理工會大量錢財，卻從未出現(xiàn)挪用貪占行為。有一次，他的孩子們在存放罷工捐款的麻袋里撿到一枚硬幣（只值一兩毛錢）拿著玩。楊匏安發(fā)現(xiàn)后馬上嚴肅教育孩子們道：“這是公家的錢，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著，讓他們立即把這枚硬幣送回罷工委員會。中秋節(jié)時，有人給楊匏安家送來幾盒月餅，楊匏安發(fā)現(xiàn)后堅持要求家人把月餅退回去，還鄭重地對家人說：“我們不能做貪小便宜、不干不凈的事情。”

　　在白色恐怖籠罩時期，楊匏安一家在上海的生活異常艱苦，七個孩子中有兩個因無錢治病而夭折，他自己也身患肺病，但他從不向組織叫苦、伸手。他一人做多份工作，白天當編輯校對，晚間加緊寫作和翻譯，還要幫家人推磨做米糍，讓母親和孩子清晨上街叫賣，以此換點錢維持全家的生活。楊匏安兩袖清風，得到了同志們的敬佩與信任。周恩來稱贊他“為官廉潔、一絲不茍，稱得上是模范”。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還多次用“為官廉潔，家境清貧”來概括楊匏安的品德，一再以此教育黨內同志。

　　1930年，楊匏安第三次被捕，但是此時他因未暴露真實身份而得以獲釋回家。當時有人提及：“我們做這些事，又窮又危險，小孩子沒有書讀，上街也提心吊膽。”楊匏安堅定地說：“再苦再危險，我們也要革命到底。”楊匏安的母親也深明大義，表示全家支持他繼續(xù)革命。1931年7月，因叛徒告密，楊匏安身份暴露不幸再次被捕，敵人在他的家里只搜到幾本共產主義著作和一副眼鏡。

　　蔣介石知道楊匏安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派人輪番去勸降楊匏安，還為他所在的囚室專門裝設電話，以示優(yōu)容。當時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對楊匏安說：“你只要寫一份自首書在報上發(fā)表聲明脫離共產黨，就可以獲得自由，并保證有高官可做。”“你再堅持下去，后果不堪設想。”楊匏安斬釘截鐵地說：“我從參加革命開始，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變節(jié)不可。”面對威逼利誘，楊匏安不為所動，寧死不屈，這令吳稚暉無可奈何。最后，蔣介石親自打電話到獄中勸楊匏安投誠，但楊匏安憤然摔掉電話筒，還撕毀兩封蔣介石親筆勸降信。獄中難友無不為楊匏安立場堅定、堅貞不屈的革命氣節(jié)所感動。

楊匏安去世后留給家人的唯一財產

　　不久，楊匏安被押往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內的看守所。他托人帶了一張便條給家人，大意是：近日有南京舊識去勸過他，他不為所動；家人千萬不能接受那些人的錢和物，如不能生活就立即南返；“縫紉機雖窮不可賣去”。這封訣別家書雖然“隱晦”，但無不透露出他“心中只有黨，只有革命”的苦心：面對生死抉擇，他向家人表達為革命獻身的決心，希望家人不要上敵人的當，不能收受那些人的錢財，如果生活不下去就回廣東老家自謀生路，不要給黨組織添麻煩。

　　1931年8月4日，楊匏安在上海英勇就義，年僅35歲。就義前，他賦詩《示難友》：“慷慨登車去，相期一節(jié)全。殘生無可戀，大敵正當前。知止窮張儉，遲行笑褚淵。從茲分手別，對視莫潸然。”為了理想，楊匏安寧可站著死，決不跪著生，用年輕的生命鑄成了革命史上不朽的豐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