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位于中山市南朗鎮的翠亨村，因附近山林青翠而得名。這個承載著近代中國革命和嶺南文化傳統的小小村落，不僅是孫中山先生的故鄉，還走出了一位用生命捍衛信仰的共產黨員——楊殷。

　　五四運動爆發后，馬克思主義在華南地區廣泛傳播。此時在廣州西關鹽務稽查處任師爺的楊殷開始廣泛閱讀《新青年》《每周評論》《廣東群報》等刊物，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并重新思考中國革命。街頭書店出售的《共產主義ABC》《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等書讓楊殷得到了極大啟發，也讓他看到了新的希望，他決心走一條新的救國救民的革命道路。

　　1922年初夏，中國共產黨廣東支部的早期成員楊章甫和梁復燃在楊殷家附近活動，一場大雨讓他們走進了楊殷家里。他們剛進客廳，只見楊殷在臥椅上睡著了，身邊有一本書落在地上。楊章甫撿起來一看，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他與梁復燃不約而同地相視而笑：“想不到高級師爺也關心起馬克思主義來了。”聽到動靜的楊殷醒來，他并不知道眼前這兩位年輕人的真實身份，只是照例熱情接待。見他們對那本書感興趣，楊殷便指著書說：“這真是本好書哇！你們也該看看，真是開卷有益。要救中國，非此不可。我還有幾頁就看完，等明天，我把書送給你們看。”楊章甫和梁復燃認為楊殷能有這樣的覺悟，非常難得，便相約第二天到三角市口茶樓飲茶聊天。第二天，楊殷如約而至，并把書送給楊章甫和梁復燃。三人談論時下最熱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楊殷談了自己對中國革命的看法，認為在共產黨領導下，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國的出路。他還表示：“我相信，在廣東一定有共產黨組織，我想認識他們……”

　　1922年秋，在楊章甫和梁復燃的介紹培養下，楊殷通過了黨組織的考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5年起，楊殷擔任中共廣東區委監委委員（后期為省委委員），并于1925年1月出席了黨的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4年9月8日，上海南洋兄弟煙草公司4500多人強烈抗議資方重新制定的苛刻管理條例和無理開除女工、陰謀解散職工同志會的行為，舉行大罷工。資方自恃有后臺撐腰，非但對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置之不理，還企圖強行解散工會。此時，楊殷受黨組織委派，以國民黨中央工人部特派員的身份到香港開展工人運動，周恩來指示楊殷立即在廣州、香港兩地工會組織成立罷工后援會，支援上海煙草工人的罷工斗爭。楊殷隨即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深入香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碼頭、市場等摸清情況，并召集香港各工會代表商量對策。經過商議，代表們形成共識：一是通過抵制該公司香煙入廣東，打擊資本家的囂張氣焰；二是沒收拍賣該公司400多箱香煙，并用所得款項救濟失業工人；三是派楊殷到上海支持此項工作。9月中旬，楊殷一行九人代表團赴滬進行調查和調解。楊殷在歡迎大會上表示廣州、香港工會將會以實際行動來援助上海的兄弟姐妹，并號召上海各工人團體團結斗爭，合力替煙廠工人減輕痛苦、解決罷工問題。楊殷在大會上的一番講話，讓上海各團體代表備受鼓舞，工人士氣倍增。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老板聞風，知道罷工后援會的負責人楊殷來頭不小，既是國民黨中央工人部特派員，又是廣州工代會的顧問，還曾是孫中山先生的副官，少時又孤膽謀炸鄭汝成，有謀有膽，敢作敢為，得罪不得。他們怕工會真正聯合起來對他們不利，便使用生意場上慣用的伎倆——“金彈”進攻計，備好重金企圖賄賂收買楊殷。他們派代表將金條放到楊殷面前，軟磨硬泡地說：“廠里最近生意不好，不得已才這樣。”不料楊殷態度堅決地說：“回去告訴簡老板，我楊殷從不接受這一套，讓他正視工人的要求。若資方不答應工人的合理要求的話，全體工人罷工將繼續進行下去，甚至會有更大的行動，直到資方答應為止。”資本家見他立場堅定，不為財物所誘，又使用離間計，恐嚇和收買隨行的其他代表。九個代表當中，有兩個經受不住誘惑被收買了，還有兩個因膽怯私自返回廣東。在這種情況下，楊殷依然堅定信念，馬不停蹄地奔走在貧苦失業工人中，了解他們的疾苦，鍥而不舍多方調解，與資方談判。煙草公司老板見他立場堅定，軟的“金彈”術無法拉攏他，便采用硬攻的卑鄙手段——收買亡命之徒密謀殺害楊殷。好在楊殷年少時學過少林武術，功夫了得，赤手空拳打得兇徒抱頭鼠竄，但因為對方人多勢眾，他的頭部也被兇器砸傷，當時血流如注。資本家買兇行刺楊殷事件，更加激起上海工人的憤怒，工人們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罷工斗爭浪潮，資本家最后無條件接受了工人的要求，此次罷工運動取得了勝利。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因工作需要，他將萬福路的住所設為聯絡機關，并把長女愛蘭和次子民皓從澳門接回廣州同住了一段時間。楊殷雖然家底厚實，但自從投身革命后，錢財都用在了革命事業上，家里只是粗茶淡飯，從不多花錢。他還時常教導子女要樸素節儉、自食其力。有一次，他的妻舅從北京托人帶來一條金華火腿。女兒愛蘭第二天醒來吵著要吃火腿，卻聽說已經讓客人吃了，哭著說：“這是舅舅送來的，為什么一點都不留給我們？”楊殷給她講了一番道理：“叔叔伯伯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勞動者。他們辛苦做工為社會創造了很多很多的財富，但收入低微，根本吃不起那么貴的東西。‘勞動者最光榮’，既然有尊貴的客人來了，就要拿最好的東西來招待。你沒吃上金華火腿，以后長大了，靠自己雙手勞動所得買來吃，吃起來不是會更香的嗎？”其實當時，金華火腿是十分昂貴的食品，楊殷哪舍得吃，早就把它換成組織的活動經費了。

　　在那個年代，黨的活動經費異常短缺，為了幫助黨解決困難，楊殷甚至變賣了家里的幾幢樓房和故鄉的田產，還把亡妻留給他的紀念品及珠寶首飾一齊變賣捐給了組織。此外，他對待黨內同志總是熱情仗義，在組織和同志們遇到困難時，都盡量想辦法幫助解決。他的親密戰友梁復燃給他起了個“黨內盧俊義”的綽號，并多次稱贊他“富有正義感而又有膽量”，“楊殷同志很有辦法！”

　　楊殷高尚的人格魅力讓他在革命過程中得到很多親朋好友的支持。1927年，為籌措廣州起義經費，楊殷除變賣了自己僅剩的房產外，還向他的堂侄楊高借了數萬港幣現金，全部送給組織。楊高為避免國民黨當局追究，便把楊殷后花園的六七條防洪基石搬走，表示“楊殷借我錢，我搬他的防洪基石來抵債，兩清了！”

　　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楊殷對子女要求嚴格，也深愛自己的子女，但在那個年代，作為革命領導者，有些愛是不能輕易表露的。由于工作忙，楊殷和子女們聚少離多，特別是在“四一五”反革命政變后，黨的活動由公開轉向秘密，楊殷與子女見面的機會就更少了。為了工作開展和子女成長，他把愛蘭和民皓送到寄宿學校，一周難得見上一面。好友陳少泉了解他的心事，節假日和周末便把愛蘭姐弟倆接到陳家。到晚飯時間，楊殷在陳少泉家小閣樓，透過小花窗，用照鏡子的方法默默看姐弟倆吃飯，以慰思念之苦。隨著環境越來越復雜，革命活動愈加困難，楊殷把女兒愛蘭也“拉入”到情報工作中。一到周末，小愛蘭便手挽藤制書包往返于粵港澳之間，并按照楊殷的囑咐順利把“作業本”交到“叔叔”們手里，從未引起敵人的懷疑。新中國成立后，楊愛蘭才得知，原來自己曾是黨的“小小交通員”。

　　1928年，中共六屆一中全會在莫斯科舉行，楊殷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常委，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1928年9月，他從蘇聯返回被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在極其秘密的狀態下開展地下工作。楊殷如饑似渴地從斗爭中學習軍事知識，虛心地向周恩來和其他懂軍事的同志學習。其間，他對毛澤東、朱德同志領導紅四軍轉戰贛南、閩西和創建根據地的斗爭，給予了特別關注和支持。他多次在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有關紅四軍問題時發表意見，并協助周恩來同志把“朱毛紅軍”經驗向其他根據地推廣，為中國工農紅軍的建設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

　　1929年8月，楊殷和彭湃等同志在上海法租界滬西區新閘路經遠里12號開會，由于叛徒白鑫告密，他們被逮捕入獄。在獄中，反動派對楊殷先采取高官厚祿利誘，繼而又采取威迫手段。楊殷斬釘截鐵地說：“收起你們那一套吧，我是絕對不會投降的。你們有你們的信仰。我有我的理想信念。我只信仰共產主義！嚴冬過后是春天。我堅信中國革命事業一定會勝利。”經過多番審訊，楊殷始終堅貞不屈，沒有透露黨的任何機密。在被捕的三天時間里，他和難友們向獄中群眾和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內士兵宣傳黨的主張。當說至激昂處，他們齊唱《國際歌》，高呼革命口號。愁苦慘淡的監獄，變為激昂慷慨的沙場。國民黨反動派當局恐出意外，1929年8月30日，下令秘密槍殺楊殷等同志。臨刑前，楊殷態度從容、慷慨自若，他笑著說：“朝聞道，夕死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