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繼宗一家居住的聯排別墅外景。

黃繼宗收受的部分名表和金條。

黃繼宗裝修豪華的別墅內景（部分）。（資料圖片）

　　黃繼宗，1962年12月生，1983年8月參加工作，1984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甘肅省正寧縣委常委、副縣長，正寧縣委副書記、縣長，正寧縣委書記，甘肅省慶陽市政府市長助理、秘書長，慶陽市副市長，甘肅省平涼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

　　2019年11月28日，黃繼宗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甘肅省紀委監委審查調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

　　2020年5月，經甘肅省紀委常委會會議暨省監委委務會審議并報甘肅省委批準，決定給予黃繼宗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違法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

　　2020年9月23日，甘肅省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審理黃繼宗受賄一案，并宣布將擇期宣判。

　　“組織本來要提拔我的，但聽說被省紀委攔了下來。”黃繼宗來回踱步、坐立不安。他深吸了口氣，仿佛下定了決心，轉頭對其心腹李某說道：“明天一早我就去省紀委打探一下虛實。如果明天下午還沒回來，你就馬上告訴我老婆，讓她搬空別墅中的東西，抹除一切生活痕跡。”

　　次日，黃繼宗來到甘肅省紀委監委“投案”，在交代問題的時候，他遮遮掩掩、避重就輕。辦案人員告訴他，“既然來了，就刮骨療毒，把‘病’好好治治吧。”當天下午，黃繼宗被宣布留置。

　　發現情勢不對，在附近等待的李某立即通知黃繼宗的妻子于改香，并與其一同轉移財物，那天晚上對黃繼宗家來說是個不眠夜。然而，再精心的“安排”，都注定是一場掩耳盜鈴的鬧劇。在組織的感化、紀法的威懾和扎實的證據面前，黃繼宗最終交代了其違紀違法問題。

　　在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時，黃繼宗對著省紀委監委的辦案人員深深鞠了三個躬，哽咽道：“感謝組織的關懷與挽救，是你們給了我一次新生。不論將來判我多少年，我都認罪認罰。”隨后，他轉過身，走向等待著他的高墻和鐵窗。

　　將一次提拔受挫歸咎于沒送錢，夫妻雙雙心態失衡

　　甘肅慶城縣，梁峁起伏、溝壑縱橫，黃繼宗就出生在這里的一個農民家庭。從農家子弟到黨員領導干部，再到腐敗分子，他經歷了苦與樂、喜與悲、榮與辱。

　　黃繼宗將他的人生總結為“三個18年”。

　　第一個18年，從1962年到1980年，這是他艱難求學的18年。據黃繼宗回憶，小時候家里人口多，在生產隊決算時年年超支，生活的窘迫使他將改變命運的唯一希望寄托在勤奮學習上。1980年，他考上清水農校，3年后，他中專畢業，成功實現了改變其一生的“兩個轉變”——由農村戶口向城市戶口的轉變、由農民向干部的跨越和轉變。

　　1983年，黃繼宗參加工作。從這一年起到2001年擔任正寧縣縣長，他認為這是他奮力拼搏的18年。那時黃繼宗還能記著自己是農民的兒子，記著父母“瓜田不彎腰、李下不伸手”的叮囑，勤懇工作，嚴守紀律。這期間，黃繼宗經人介紹認識了于改香，與她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從小在林場長大的于改香手巧能干、勤儉持家，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

　　那時候，黃繼宗與什么人交往、怎樣交往，于改香都積極參謀、把關，她曾多次當著送禮人的面，把禮品扔出去，甚至還拉著黃繼宗把一些別人送來而又退不回去的錢交給紀委，儼然是家里的“紀檢員”。

　　有一次，女兒幼兒園放學回家問于改香，“為什么別的小朋友都有爸爸開著車來接，而我沒有？”于改香聽后，摸著女兒的頭說：“車是公家給爸爸干工作用的，不是給咱們用的。”

　　沒有人是天生的腐敗分子。大好的年華，黃繼宗也曾為理想揮灑過汗水。若他能像一開始那樣嚴以修身，正心明道，他的妻子能一如既往當好賢內助、廉內助，結局應該是圓滿的，但遺憾的是，進入第三個18年后，他的心態發生了變化。

　　2001年8月黃繼宗擔任正寧縣縣長后，施展才華的平臺大了，跟在后面當拉拉隊捧場的隊伍也長了，開始自我膨脹。起初他對于“有心之人”的圍獵還有所防范，然而，一次提拔失敗的打擊，直接改變了他的價值觀、權力觀。

　　2006年，是黃繼宗仕途上的一個重要節點。當時他自認為工作出色，希望能更進一步。“在考察的時候，我的排名是比較靠前的，但是組織考慮后沒提拔我，我感到非常挫敗。”黃繼宗說。

　　當時，一些人跟于改香吃飯的時候開玩笑說：“你當著家呢，你拿出來500萬他就當上了嘛。”于改香聞言痛哭一場，將黃繼宗落選的原因歸結為沒有送錢送禮。面對審查調查人員，于改香坦言道：“從那時開始我的思想就轉變了，沒錢人這么可憐，沒錢是這么可憐。”也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她腦子里就想一定要做生意，要掙錢。

　　面對妻子的錯誤認識，黃繼宗不但不教育引導，反而采取了認可、贊同的態度，結果夫妻雙雙心態失衡，價值觀嚴重扭曲，對金錢的渴望和占有成了他們最大的人生追求。

　　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和權力觀、政績觀、事業觀對個人的發展至關重要。有的黨員干部坐慣了升遷的“快車”，對于一次兩次的“停頓”便心生不滿，認為是“錢沒花到位”“關系不夠硬”。跑偏的“官念”，成為他們陷入腐敗泥潭的推手，黃繼宗就是這樣一個典型。

　　開“夫妻店”合力斂財，信奉“撈大錢當大官、當了大官撈大錢”

　　兩年后，黃繼宗晉升為慶陽市副市長。然而，組織的信任并沒有校正他的價值觀、權力觀、事業觀，他仍然執迷不悟，把人生目標定義為“撈大錢當大官、當了大官撈大錢”，常把“升官靠錢財，當官為錢財”掛在嘴上。

　　此后，黃繼宗開始把權力當作明碼標價的“商品”，把私營企業主當作其致富路上的“財神”。他利用擔任慶陽分管城市建設規劃副市長的職務便利，通過“主動遵循總規、優化詳規，實際違規”的操作方法，干預插手工程項目承發包，為不法商人開綠燈、搞變通，謀取不當利益，自己則借機大肆尋租攬金、以權生錢。

　　經查，黃繼宗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在項目承攬、協調辦理有關手續等方面謀取利益，先后89次收受45名商人所送款物折合人民幣1800余萬元。

　　對于黃繼宗的改變，于改香不再像以前一樣監督提醒，反而大力支持。當她看到親戚朋友大把花錢而自己囊中羞澀時，更“咽不下這口氣”，在黃繼宗的默許和支持下無視自己國家公職人員（慶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工作人員）的身份，走上經商的道路。徹底從“廉內助”變為“貪內助”。

　　利用黃繼宗和油田的關系，于改香開辦了石油公司，通過給油田打井隊提供泥漿料，第一年就掙到了120萬元。

　　“一年120萬，什么概念，我在法院工作一輩子都不可能掙這么多！”提及此，于改香情緒仍有波動，旋即她又低下頭，“我當時被從沒有想象過的巨額利益沖昏了頭腦，想著我終于也可以揚眉吐氣，抬頭做人了。”

　　這之后，于改香的口頭禪變成了“錢里面有火呢”，像飛蛾撲火般，一心撲在撈錢上。而看到了“賺錢捷徑”的黃繼宗對妻子做生意的態度慢慢由動搖變成支持，甚至親自出面拉關系、打招呼、接項目，使家族生意遍布油田、小額信貸、房屋裝修、城市綠化等多個領域，短短4年就獲利1400余萬元。

　　為了“漂白”違法所得同時賺取更大利益，黃繼宗夫婦把受賄所得和經商獲利歸整到一起，以關心企業發展、緩解企業困難為名，先后給3家企業放貸2800多萬元，僅利息就獲得973萬余元。

　　“黃繼宗是個腦子很活的人，他善于鉆營，不管是拉關系還是撈錢，都很有自己的一套。于改香也是一個膽子大的人，他們夫妻二人一個是‘摟錢的耙子’、一個是‘裝錢的匣子’，形成了‘分頭撈錢、集中管理’的模式，把權力變現用到極致。”辦案人員評價道。

　　如于改香所說，錢里面確實“有火”，不過卻不是能帶給他們一家人溫暖的希望之火，而是被貪欲附著的焚身之火。

　　“家”和“冢”兩個字，表面看上去很像，區別就在于那個“點”擺在什么位置，這就像家庭建設一樣，對家人要求高一點才能成為幸福之家，低一點就可能葬送一個好家庭。

　　惡名遠播的慶陽“于姐”

　　在慶陽當地，干部群眾早有議論，“黃繼宗出事，一定出在他老婆身上。”

　　某酒店門口，一輛奧迪Q5停在路邊，影響交通，交警按照執法程序正開具罰單，一名中年婦女從旁邊的酒店沖出來，將一沓錢甩到交警眼前：“把這個錢拿回去給你們大隊長，我很忙，以后我的車就不要貼了！”交警后來得知，這名中年婦女正是黃市長的夫人，“大名鼎鼎”的于改香。

　　做生意賺到錢后，于改香認為自己腰板直了，對家里的貢獻大了，性格中強勢霸道的一面逐漸顯露出來。

　　“她是林區成長起來的，在子弟學校就讀，長期缺乏基礎教育和道德教育，她就像林區的天然林一樣，無序地自由生長，養成了這種個性。”黃繼宗嘆息道。對于改香的種種行徑，一開始黃繼宗想管，也管過，但是于改香根本不服管，還冷言嘲諷黃繼宗“沒本事”“官當不大，錢掙不下”。更多的時候，爭吵不過的黃繼宗為了顧全家庭只好選擇妥協。

　　為了讓黃繼宗屈服，于改香經常半夜將黃繼宗叫醒理論，達不到想要的結果就不讓休息，或者第二天干脆不讓他出門上班，單位打來的電話也不許接聽。在黃繼宗工作時，她曾一口氣打十幾個電話，回到家就“找事”，讓黃繼宗不勝其煩，只能屈從，變成了家里的“二把手”，還給于改香起了個外號，叫“常有理”。

　　在黃繼宗無原則的忍讓下，于改香更加有恃無恐，對黃繼宗的兄弟姐妹、司機和身邊老板張口就罵。后來，在罵人不過癮的情況下，又開始動手打人。黃繼宗的兄弟姐妹基本都挨過她的打，一言不合，抬手就是一耳光，就連對黃繼宗她也不分地點場合說打就打、說踢就踢。

　　不僅對兄弟姐妹不友不悌，對公婆，于改香也不孝不敬。有一次于改香和黃繼宗一起去看望公婆，到了以后，發現院門前沒地方停車，于改香很不樂意，嘴里挑各種毛病，讓公婆非常緊張，以后再聽說于改香要去，就早早地搬個凳子，坐到車位那兒給她占住。

　　還有一次家庭聚餐時，于改香因為婆婆沒有喝她敬的酒，一怒之下，竟當著黃繼宗的面將一杯水對婆婆當頭澆下，黃繼宗卻敢怒不敢言。

　　對家人特別是配偶嚴管嚴教，既是一個黨員領導干部的責任擔當，也是黨紀黨規對領導干部的明確要求。然而，作為一名黨員干部，黃繼宗對其妻子不管不教，甚至在兒子駁斥于改香錯誤的時候，反勸兒子容忍退讓，理由是一個家不能就這么散了，還要繼續工作生活。

　　發展到后來，黃繼宗對于改香從不敢管到不想管，放任自流。息事寧人的態度，使得于改香不僅在家庭、家族里大耍威風，在外也無所顧忌、惡名遠揚。她常以“官太太”“大姐大”自居，成為慶陽人口中的“于姐”。對于這個稱呼，于改香十分受用。

　　即使在被省紀委監委留置后，于改香跋扈的性格依然不改，撒潑耍賴、拒不服從管理。直至被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時，她才幡然醒悟，明白黨紀國法不是“紙老虎”，于是痛哭流涕，抱著椅子堅決不走。種種行為，令人啼笑皆非。

　　面對于改香的惡行，黃繼宗為何一忍再忍、一讓再讓，甚至眼睜睜看著母親受辱也忍氣吞聲？究其根源，是其自身不正、腰桿不硬、底氣不足。黃繼宗面對審查調查人員悔恨道：“我自己就做成這個樣子，我有何臉面去說他們，我收人錢，拿人家東西，我自己不正，我怎么去說別人。”

　　黃繼宗的腐化墮落成為于改香轉貪轉惡的污染源，而他的步步忍讓，進一步加劇了于改香的張揚霸道、得寸進尺，使整個家庭就像被安置在地震帶上，常常地動山搖。最終夫妻雙雙被留置，雙雙被移送司法機關，其結局發人深省。

　　在子女面前“斗富”“爭寵”，教育孩子“能掙錢是本事，會花錢是藝術”

　　“媽，牙缸買哪一款？”

　　“要高檔的。”

　　“最好的一個一萬多。”

　　“好，就這個。”

　　這是黃繼宗一家微信群里，妻子與女兒的一段對話。

　　在權力和金錢的刺激下，黃繼宗生活追求奢靡，其家人也與他一同貪圖享樂，衣食住行皆要“最好”。

　　記者了解到，黃繼宗受賄所得的別墅裝修極其豪華，裝修費用高達200多萬元，中餐廳、西餐廳分門別類，棋牌室、練歌房一應俱全。他熱衷戴名表，一塊手表30多萬；他喜歡穿名牌，衣柜里每條褲子上都配著名貴皮帶；他喜歡喝名酒，對茅臺酒情有獨鐘，在蘭州、慶陽等地多處住所內儲藏著近百箱茅臺酒，以至于其妻在轉移財物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轉移他的茅臺酒。于改香在揮霍享樂上也毫不遜色，貂皮大衣掛滿衣柜，生活物品一味追求高檔。

　　由于忙著“撈錢”享受，黃繼宗夫妻對子女缺乏關愛，在補償心理的驅使下，二人對子女溺愛無度，毫無限制地用金錢滿足子女的高檔消費要求。于改香甚至教育子女“能掙錢是本事，會花錢是藝術”。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個課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個老師，有什么樣的家教，就長成什么樣的人。在黃繼宗二人的“言傳身教”下，其兒女的世界觀、價值觀也隨之扭曲。

　　因為經常給孩子錢花，于改香和子女的關系日益緊密，使黃繼宗成了家庭中的“圈外人”，不甘心的黃繼宗也開始通過給子女更多的錢與妻子“斗富”“爭寵”。

　　在兒子上大學期間和參加工作后一年內，黃繼宗給他100多萬元，讓其用于吃喝玩樂，平時又不斷給他零花錢，父子關系也近了起來。

　　發覺黃繼宗父子“抱團”后，于改香便去拉攏女兒，借著“女兒要富養”的名義，喜歡什么買什么，她的女兒也因此變得花錢無所顧忌。

　　夫婦倆互相攀比，對子女寵溺無度，在一味“買買買”和“花花花”中養成了子女花錢大手大腳、奢靡任性的惡習。兒子上班后買的第一輛車價值50多萬，后來又換成70多萬的豪華越野車；女兒使用的化妝品一套就價值上萬元，背的都是一線名牌包。

　　養不教，父之過。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黃繼宗的兒子和女兒表面上是奢華生活的享受者，實際上是不良家風的參與者和受害者。“作為丈夫和父親，我帶頭貪圖享樂、生活腐化，不遵紀、不守規，對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帶壞了家風，破壞了孩子健康成長的環境，導致孩子們形成錯誤的人生觀和價值觀，踏入‘火坑’。我是家風敗壞的罪魁禍首。”黃繼宗痛心疾首。

　　黃繼宗夫婦的違紀違法所得已被紀檢監察機關收繳，其犯罪所得，法院也將在判決中做出處理。奢華豪宅，人去樓空，奢靡生活，過眼云煙。留給子女的除了深深的懺悔，還有被高墻隔成兩半的家庭。

　　家，是心靈的港灣、靈魂的歸宿。黃繼宗一案警示廣大黨員干部，家風建設不容忽視，務必要做到個人不失范、配偶不失管、子女不失教、家風不染塵，讓家成為厚德之所、純凈之地、溫馨港灣，以好家風帶動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劉一霖 方弈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