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舟山市公安局原副調研員、法制支隊政委張軍兒案件剖析

　　“原本下半年可以晉升警監警銜，實現當警察最大的夢想，而今卻要走進監獄接受改造，‘晉監’與‘進監’多么巨大的反差，這是我人生最大的悲哀！后悔呀！”在張軍兒的悔過書中，字里行間都透露著悔恨，但這樣的悔過，來得太遲了……

　　經審理查明，張軍兒利用擔任舟山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支隊長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價值人民幣410余萬元；通過通風報信、幫助逃匿等方式，包庇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成員，縱容其違法犯罪活動，涉嫌包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罪。2019年8月，張軍兒受到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機關審查起訴。

　　從一名模范的人民警察，一名為人民服務的公仆，到一名違紀違法者，他究竟是如何墮落至此呢？

　　“我以為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018年8月的一天，一條匿名短信點亮了張軍兒的手機屏幕，看完短信的他略有所思地撥通了對方的電話。

　　電話那頭的人是兩個月前被警方立案的涉黑人員任某某，逃匿在境外的他偷偷聯系上自己的“好兄弟”張軍兒打聽案情。同年9月，任某某被抓捕歸案，其妻子王某某再次找到了張軍兒。面對王某某的求助，張軍兒并未拒絕，還結合自己的工作經驗，指導王某某如何躲避偵查。

　　前有不及時向組織匯報，私自聯系正被通緝的涉黑人員，后又指導涉黑人員躲避公安偵查，本是黑惡勢力“天敵”的公安民警怎么成了通風報信的“內鬼”？

　　事情還得從張軍兒與任某某的相識說起。

　　2012年，張軍兒與任某某相識于一場飯局，做“資金生意”的任某某在認識了時任經偵支隊隊長的張軍兒后如獲至寶，對其積極拉攏，大獻殷勤，經常邀請張軍兒一起吃飯聊天，一來二往間兩個人就成為了“好兄弟”。

　　為了讓張軍兒這座靠山更加穩當，任某某在一次吃飯中透露自己手中有一套債務人用來抵債的房子，可以便宜出手，并表示可以先行借款給張軍兒用來支付房款。張軍兒想到兒子大學畢業后有購房需求，再加上房款便宜便買下了這套房子。而在后期的還款中，任某某免除了張軍兒30萬元欠款。

　　之后的幾年，張軍兒和任某某的“友情”在一次次的吃喝宴請和金錢來往中愈加深厚。明知任某某的“資金生意”有明顯的涉黑傾向，張軍兒選擇了包庇縱容，甚至幫助其逃避懲罰。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兩人頻繁交往中形成的“默契”。然而，張軍兒只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卻忘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丟掉初心的張軍兒不僅丟掉了黨性原則，同時也丟失了自己，而昔日的“友情”早已演變為冰涼的鐵鏈和手銬，終成作繭自縛。

　　“幫朋友忙是舉手之勞，我沒有主動要”  

　　張軍兒的蛻變源于崗位的轉變。2009年，張軍兒從技偵支隊長調任經偵支隊長，主要負責轄區內經濟犯罪案件的偵辦，對虛開增值稅發票、合同詐騙等擾亂市場經濟秩序的經濟犯罪活動進行嚴厲打擊。對多數依法合規的企業主來說，經偵支隊就像“保護神”，在經濟領域為他們保駕護航。但在一部分投機取巧的企業主眼里，他們之間的關系更像“貓與老鼠”。身為經偵支隊長的張軍兒對經濟犯罪案件能否受案有重要的話語權，如果能和張軍兒牽上線，搞好關系，就相當于為自家企業的發展買了一份保險。于是漸漸地，一些別有用心的老板和企業主們開始盯上了張軍兒……

　　而此時的張軍兒人到中年，工作上已經到了瓶頸期，自認為多年沒有受到提拔晉升機會渺茫，內心漸漸有了落差。面對老板和企業主們的討好，張軍兒內心的防線開始松懈。第一次走上老板的飯桌，第一次收受“朋友”的煙酒，第一次用手中的公權力收受禮金……張軍兒在新的崗位上得到了被重視的滿足感，心里的落差漸漸被填滿。

　　“我只是為了幫朋友的忙”——他用這樣的借口給予自己心理暗示，以此來撫慰自己實施違法行為的隱隱不安，也讓內心不踏實漸漸變得心安理得。

　　貪欲的大門一旦打開，各種“機會”便輕而易舉地找上門來。2016年下半年，一個外地企業老板張某順著人情關系找上了門。因與舟山本地企業發生民事經濟糾紛，張某想借助經偵的力量以刑事立案的方式威脅對方企業早日還錢，但民事經濟糾紛并不在經偵介入調查的范圍，最初，張某的請求被張軍兒拒絕了。

　　“張支，也沒什么其他要求，就希望您能對我的案子關注一下”。幾天后，在夜深人靜的馬路上，張某再一次“巧遇”了張軍兒，并將裝有十萬元現金的“小意思”塞到了張軍兒的手中。面對這十萬元的誘惑，張軍兒動搖了。“朋友找我幫忙，我只是順手幫一下，別人如果要表示心意，也是姜太公釣魚——愿者上鉤，與自己關系不大。”在這樣的借口驅動下，張軍兒對企業老板張某的案件線索辦理了受案手續，并找到舟山企業的負責人進行談話、施壓，淪為企業老板張某的“討債人”。

　　“320萬也就只是傭金而已……” 

　　在貪念和僥幸的雙重驅動下，張軍兒的私欲不斷膨脹。在即將退居二線之際，他動了再撈一把的心思，巧合的是，一單“大生意”來了。

　　2016年，新加坡的一家外資企業和舟山的一家本土企業發生了經濟糾紛，舟山企業欠款六千多萬元。為了拿回這六千多萬元，新加坡企業幾經輾轉，于2017年底通過張軍兒同學蔣某找到了張軍兒，希望他能給舟山本地企業施壓，早日歸還欠款，并約定事成給予320萬的“傭金”。

　　面對數額如此巨大的好處，張軍兒內心開始劇烈動搖，欲望與擔憂共漲，心里反復權衡，不斷盤算著如何規避風險。新加坡是涉外企業，不適用中國法律，通過傭金的方式隱蔽性強，不易被發現。而且這家舟山企業知名度小，很少有人會關注……“欠債還錢本就是應該的，施點小壓也不是什么問題……”很快，他為自己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斷地說服自己。

　　盡管內心忐忑，但320萬的傭金實在誘惑太大。張軍兒想到自己已經到了退居二線的年齡，再晉升也不太可能，不如趁機再拿一筆。于是，他再次動用了手中的權力，親自找到了舟山企業的負責人虞某，談話施壓。最終新加坡企業如愿以償，分批次收到了欠款。

　　事兒辦成了，傭金怎么收？張軍兒留了一個心眼，自以為萬無一失。按照約定，舟山企業每還一次款，張軍兒就會收到一次傭金，但傭金并不是直接打給張軍兒，而是由新加坡企業先行打給中間人，再輾轉經過三次轉賬到達張軍兒的“腰包”。

　　從10萬到320萬，欲望的雪球越滾越大，伸向罪惡的雙手再也無法收回，此時的張軍兒儼然已經徹底淪為了金錢的俘虜……

　　回想當年，張軍兒也曾意氣風發，從警的25個年頭里，曾先后被聘為高級工程師，公安部十二局、省廳技偵專家庫專家，曾榮獲個人二等功二次，個人三等功三次，嘉獎多次，被省公安廳評為科技先進個人……這些榮譽都被他珍藏在抽屜的小紙袋里，好好地保存著。然而，這一切往事，都隨著紙張的泛黃隨風飄散了。

　　辦案人員指出，執法之舉，當以法為本、公正至上。張軍兒動用自己手中的刑事權干預民事糾紛，收受不義之財，甚至包庇縱容黑惡勢力，其蛻變值得每一名黨員干部警醒。把忠誠當負累，視底線于不顧，與黨紀法律相背而行，與犯罪分子蛇鼠一窩，終將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顏新文 通訊員 俞晶晶 師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