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洪民，男，漢族，1962年6月出生，1986年7月參加工作，1989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法學博士學位。2000年5月，任吉林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監督庭庭長；2001年8月，任吉林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2005年4月，任吉林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正處長級）；2007年12月，任松原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2012年9月，任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專職審判委員會委員（副廳長級）；2015年3月，任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2017年12月，任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黨組成員、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一級高級法官。

　　2020年4月23日，經吉林省委批準，省紀委監委決定對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原副院長呂洪民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問題立案審查調查，同日對其采取留置措施。2020年11月，呂洪民被給予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

　　2020年9月27日，吉林省監委將呂洪民涉嫌受賄案件移送吉林省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吉林省人民檢察院于同日指定白山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11月24日，白山市人民檢察院向白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作為從普通法官成長起來的審判業務專家，呂洪民深諳審判規則，精于法律適用，善于裁決復雜糾紛，卻在自己人生的考場上忘卻初心、迷失自我，在變與守、情與法、利與義、進與退之間，做出錯誤的選擇，將親手把自己送上被告席。

　　怠于修身，初心漸改

　　思想滑坡失去原則，淪為審委會的“騎墻派”

　　誘惑面前是選擇蛻化墮落，還是選擇繼續堅守，根源不在選擇本身，而在選擇者的定力。很多違紀和違法犯罪問題看似一念之差、肇于微末之際，但是細細查之，無不是因為個人修養不夠、初心失守、定力不足所致。呂洪民也不例外。

　　1962年6月，呂洪民出生于吉林省白城市鎮賚縣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86年從吉林大學法律系畢業后，他就一直在法院系統工作，先后任吉林市中院副院長，松原市中院院長，省高院專職審判委員會委員、副院長。在吉林市中院任職期間，呂洪民勤奮、上進，甚至主動請纓，通過法律手段處理了諸如市殯儀館轉讓糾紛、艾滋病群體上訪等多起群體性事件，受到了黨委政府和人民群眾的肯定和好評。然而，到松原市中院任院長之后，呂洪民放松了黨性修養，沒能經常打掃思想上的灰塵，理想信念逐漸發生了動搖。思想上的滑坡讓呂洪民在權與法中逐漸迷失。

　　呂洪民懺悔道：“到松原工作之后，自己放松了政治理論學習，理想信念發生動搖，是非觀念發生顛倒，逐步違背‘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入黨誓詞，蛻化成一個變節者。內心的動搖和墮落看似是一剎那的決定，實際上卻是一個漫長、痛苦的蛻化過程。‘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荒于政治理論學習和理想信念淬煉，讓我的政治定力逐漸喪失，定力越喪失對學習和自我約束就越懈怠，這使我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并快速跌入欲望的深淵。”“失去理想信念使我變成了一具‘軀殼’，在理論中心組和民主生活會上，我發言都變得沒了底氣，因為我深知自己言不由衷。思想上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方向性問題，必然會使我走上一條不歸路。”

　　到省高院工作后，呂洪民的思想進一步滑坡，對事物的判斷徹底失去了原則，這從他在審委會上的表現就能窺見一斑。他一改此前堅持事實和法律，直言不諱發表意見的風格，多次在審委會上，見院長持與自己相反的觀點，便在最后表決時改變最初的表態，把票投給院長支持的意見，讓在場的審委會委員無不錯愕不已。為此，呂洪民多了個外號——審委會的“騎墻派”。

　　呂洪民走上領導崗位后，疏于政治學習、放松黨性修養，最后導致思想滑坡、理想信念動搖。這為他在各種誘惑考驗面前喪失定力、在“糖衣炮彈”攻擊下放棄抵抗，埋下了伏筆。

　　囿于私情，恃才妄為

　　“裝在套子里的人”卻因友情親情玩弄司法

　　情與法，是呂洪民面臨的又一道選擇題。他在友情的慫恿和親情的裹挾下，自恃業務精通，把法律當作謀私的工具，以自認為“徇私不枉法”的手段，在“情與法”之間悄悄做了選擇。

　　呂洪民性格古怪。他好靜，喜歡自斟自飲，不愛應酬。同事評價他是“裝在套子里的人”，法院系統的“別里科夫”。他平素不善與人交際，除了僅有的幾個“小跟班兒”外，他私下里從不與其他同事一起吃飯，甚至與同事在單位走廊擦肩而過，他也不跟同事打招呼，他仿佛總是活在自己封閉的世界里。他在八小時之外的應酬也極少，他沒有其他業余愛好，家里的法律業務書籍很多，研究法律條文和審判業務就是他的最大愛好。

　　這樣一個人很難讓人將他與腐敗分子聯系起來。然而，他的法律天平很快就在親情和友情面前傾斜了。

　　友情難卻。律師張隨（化名）在呂洪民到松原中院任院長不久便找到呂洪民，讓他幫忙承攬法律服務業務。張隨原是吉林中院法官，呂洪民在吉林中院任職期間，一直是張隨的分管領導。因為呂洪民不善交際，開始的時候張隨常常給呂洪民提供一些與其他院領導相處的建議，部分吉林市領導生病住院也都是張隨陪著呂洪民前去看望。逐漸地，呂洪民家里諸如換燈泡、繳水電費，或者外地親戚朋友到訪安排用餐等瑣事，都由張隨去幫忙打理。呂洪民交際面很窄，張隨是他在法院系統僅有的幾個朋友之一。

　　呂洪民到松原中院任院長不久，張隨便辭職當律師了。看到朋友辭職來“投奔”自己，呂洪民覺得這讓他無法拒絕。所以，呂洪民就動用自己中院院長的影響幫張隨聯系多家企業和政府部門做法律顧問。張隨站穩腳跟后，隨著在法院代理案件的增多，為了案件能夠勝訴，便進一步提出要求，請求呂洪民幫忙打招呼，盡量讓其代理的案件勝訴。開始的時候，呂洪民的內心是掙扎的，但是他覺得自己精通審判業務，專業知識足以為張隨的訴訟請求提供法理支撐。于是，他便多次違規干預張隨代理的案件。至此，呂洪民在“情與法”之間做了錯誤選擇。

　　親情難拒。呂洪民極度懼內，強勢妻子田某的裹挾也是呂洪民走上貪腐道路的一個主要原因。呂洪民的妻子田某原來是吉林市某高校法學教師，曾兼職律師，后調入長春某學院任教授。調查了解到，呂洪民在松原中院任院長期間，松原中院部分法官為了得到呂洪民認可或者工作失誤求得呂洪民原諒，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找田教授”，最后的事實也證明了這個方法的有效性，果然田某的進言呂洪民無不悉數照辦。

　　有多人為了案件得到關照，拐彎抹角地通過田某單位領導或同事找到田某，再通過田某安排呂洪民向相關辦案單位打招呼。呂洪民共計十余起受賄事實中，更是有多起與田某有關。田某助長了呂洪民的貪欲，裹挾著呂洪民一步步走向貪腐的深淵。此外，呂洪民還受兒子、外甥等親屬請托違規干預多起案件，從民事到刑事，從審判到執行，從省高院到基層法院都有涉及。

　　呂洪民是法學博士，且有多年的一線民事審判工作經驗，是吉林省僅有的2名全國民事審判業務專家之一，深厚的法學功底和極高的法律素養讓呂洪民成為了全省民事審判業務的權威。這使他能夠為請托方當事人的訴求找到法理支撐，進而謀求勝訴的結果。

　　在接受張隨和田某等人請托后，呂洪民干預案件的方法有兩種：對自己分管范圍內的案件，他借聽取案件匯報的機會，在詳細分析法理依據和法律適用的基礎上，直接提出處理意見；對不屬于自己監督范圍的案件，則以院長監督名義要求辦案人匯報案情，向辦案人闡明自己的“觀點”，進而影響案件裁判結果。呂洪民自詡這種“非常高明的手段”為“徇私不枉法”，不但案外人看不出痕跡，就連案內人也看不出破綻。他玩弄法條、游戲程序，自認為把每一起違法干預都做到隱跡至深、無懈可擊的程度。

　　正如呂洪民自己所說，“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虛幻世界中，覺得自己雖然接受一方當事人請托，做出傾向性的判決，但是我能夠為判決結果找到法理依據。在內心矛盾掙扎的時候，我也常常以結果是公正的來自我安慰，自以為天衣無縫，實則掩耳盜鈴。”

　　蓋天下之患，莫大于有所恃。呂洪民正是因為他自恃精深的法律審判知識，讓他在“情與法”之間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堂而皇之地游走于法律邊緣。但是，正因為缺少了戒懼謹慎心態，從高處跌落深淵的時日也就不遠了。

　　誘于私利，火中取栗

　　染上貪欲的“病毒”，以權謀財已成為“第一要務”

　　呂洪民自恃精通法律，為了維系親情和友情，他逐漸喪失了對法律的敬畏。黨員干部一旦失去敬畏之心，就丟掉了立場和原則，隨之而來的便是思想的墮落、權力的濫用、生活的腐化，自然就成了“有縫的雞蛋”，“蒼蠅”就會蜂擁而至，貪欲的“病毒”便會逐步發作。

　　初染病毒。張隨雖然追隨呂洪民從吉林到松原，但是在呂洪民到省高院任職前，其與張隨一直都沒有大額經濟往來。2012年9月，到省高院之后，呂洪民的心理進一步發生了變化，用他自己的話講，“覺得自己是審判業務專家，平時極力克制自己的欲望，但是自己沒幾年就要退休了，要為自己想想后路，也要為孫女攢點錢”，受這種思想驅使，他心里的紀法原則和底線徹底淪陷了，他和張隨之間的“友情”也變味兒了。

　　呂洪民到省高院任職之后，張隨也追隨他到長春市拓展業務。呂洪民憑借自己在業界的權威，幫助張隨進入吉林省法學會破產法學研究會，以此樹立張隨在這個領域的地位。然后便開始利用自己分管破產清算案件的職務便利，幫助張隨所在律師事務所承攬破產業務。呂洪民看到律所辦理破產案件投入成本很低，但一個案件便有數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的收入，他的心理更加失衡了。他便旁敲側擊地反復暗示張隨。張隨自然是心領神會，主動提出按照律所破產案件收入的30%給呂洪民“提成”，至案發時已經支付給呂洪民110余萬元，還有500余萬元尚未支付。

　　除此之外，呂洪民還極盡所能從張隨處攫取好處。呂洪民想健身，就帶上張隨到健身房去逛，然后直接讓張隨為他辦理健身卡；偶爾出去吃飯，他也打電話讓張隨去替他買單；家里房子裝修，他也都是直接安排張隨替他支付費用；甚至其妻子田某生病到上海住院治療，他都直接安排張隨陪同，并讓張隨支付交通費和醫療費。

　　病毒發作。隨著貪欲的不斷膨脹，呂洪民的人生也漸趨錯位“脫軌”。從受賄對象范圍來看，他從嚴格限定張隨和妻子田某等“圈內人”逐步擴展到圈內人介紹的人。2017年，在張隨的介紹下，呂洪民為張隨擔任法律顧問的長春市某房地產企業相關案件審理提供幫助，案件判決剛生效，呂洪民就給該企業負責人李某打電話，說相中了該企業開發的某小區住宅，并告訴李某“可以適當便宜些，但是別違規”。李某會意之后，讓呂洪民及其親屬在該小區購買三處住宅，經鑒定共低于市場價格90余萬元。

　　病入膏肓。呂洪民任省高院副院長期間，為松原市某村鎮銀行相關兩起標的額5億余元的民事案件審理和執行提供幫助，事后，該行原行長周某提出在海南送給呂洪民一套房產，呂洪民和妻子田某實地查看之后，沒有看中。之后呂洪民就直接對周某說：“你再過來的時候直接帶點現金過來就行。”于是，2015年至2018年期間，周某先后多次直接送給呂洪民現金共計200余萬元。

　　呂洪民任省高院副院長期間，修某因代理一起拖欠農民工工資案件找到呂洪民幫忙。該案涉及農民工130余人，修某未收取代理費。這讓呂洪民打起算盤：他沒掙著錢，能給我錢嗎？呂洪民沒有答應。之后，修某給他送了5萬美元。見到錢后，他才改變了態度，答應幫忙關注該案。此時，呂洪民的靈魂已經徹底被私欲占據，以司法權謀取私利已經成了他的“第一要務”，共產黨人的信仰在其心中早已蕩然無存，墮入深淵也就勢所必然。

　　當官發財兩條道。黨員領導干部如果想一手握住權力，萬眾矚目；又想一手握住財富，奢靡瀟灑，過著“權我所欲也，利亦我所欲也”的日子，就必然會在“義”與“利”的選擇中，做出錯誤的判斷。到頭來，必將走上人生不歸路，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

　　困于所溺，愧悔無地

　　因怕被查處提前辭職，想過割腕自殺卻未想過自首

　　人若知進不知退，知欲不知足，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然而，呂洪民在面臨“進與退”的選擇時，再次做了錯誤的決定。

　　呂洪民看似易得的名利背后，他的生活好比是獨身一人毫無防護地走鋼索。對于這一點，呂洪民自己也早有認識，他曾一度想通過離開現在的崗位來逃避紀法的處罰。他在懺悔書中寫道：“走上院長崗位后，我對金錢的欲望愈發強烈，特別是到省高院任職這幾年，案件當事人只要是‘圈子’里的人或者是他們介紹的人，送我錢款都照收不誤，我自己根本收不了手。然而，怕被查處的恐懼告訴我，只有離開這個崗位才能讓我停止。”

　　2019年6月份開始，呂洪民先后多次向省高院黨組提出辭職的請求，自己的辦公室也已經收拾干凈，但是沒有得到組織的批準。因為擔心東窗事發，呂洪民長期承受著恐懼的侵襲和折磨。那段時間，呂洪民整日精神恍惚。回憶那段經歷，呂洪民說：“2019年下半年有兩周時間，我幾乎失憶，晚上睡不好，做夢全是混亂的信息，白天在單位對非常熟悉的同事知道是誰，但是叫不上名字，這種情況持續兩周后自動緩解了。”后期，呂洪民甚至想過割腕自殺，他的精神壓力可見一斑。在經過極度的恐懼、逃避無門的情況下，呂洪民仍然沒有選擇向組織袒露心扉，投案自首。在得知其主要行賄人李某被組織留置調查后，他多次與其妻子田某串供、“對口型”，訂立攻守同盟，對抗組織調查，然而這一切不過是他自作聰明。

　　“為官貪墨，必遭大禍”，這是鐵律。呂洪民最終才明白，處心積慮地對抗調查是徒勞的，“臨時抱佛腳”更救贖不了自己，只有相信組織、依靠組織，老老實實向組織坦白才是唯一出路。（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季琺 潘興龍）

　　辦案者說：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告誡各級領導干部要加強思想道德修養，克己慎行，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

　　綜觀呂洪民案，其墮落源于對政治理論學習的懈怠，放松黨性修養致其思想滑坡，失去了共產黨員的初心。思想的“總開關”沒擰緊，便做不到心中有黨、心中有民、心中有責、心中有戒，出軌越界、跑冒滴漏在所難免。

　　同時，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除了呂洪民自身方面的原因，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也是其走上違紀違法道路的一個重要原因。呂洪民違紀問題早有苗頭，其與律師張隨“勾肩搭背”，行內早已人盡皆知。呂洪民的違紀違法行為從其2007年到松原中院任職開始，一直持續到2020年案發前，十余年間，沒有得到制止糾正，任由呂洪民在權錢、權法交易的邪路上狂奔。這種失去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

　　前車之覆，后車之鑒。面對誘惑，任何人都沒有天生的免疫力。黨員領導干部要想不受邪風侵染，要想在面臨選擇的時候做出正確的判斷，一方面，要靠思想覺悟這種“軟實力”的強力支撐。只有不斷加強學習，用科學理論武裝頭腦、不斷培植精神家園，樹立廉榮貪恥的價值取向，才能煉就“金剛不壞之身”，在任何風雨考驗面前保持清醒和堅定。另一方面，還要依靠制度、規矩等“硬約束”的嚴格規范。只有強化監督制約、扎緊制度籠子，才能讓意欲腐敗者無機可乘。

　　禁微則易，救末者難。呂洪民的懺悔仍在眼前，黨員領導干部必須時刻警醒，要有“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自覺，要時刻飽含對紀法的敬畏、對歷史的敬畏、對人民的敬畏。黨員領導干部只有從克己上下功夫，做到“身正”，才能夠保證行為不出軌，權力不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