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6日，山東省淄博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泰安市委原常委、宣傳部原部長王永征受賄案。站在審判席上的王永征，用“為物所累、為情所困、被人脅迫”“家不像家，人不像人”來形容自己的前半生，發出“身雖自由但心不自由”的感慨。

　　王永征，男，1964年2月生，漢族，山東鄄城人，大學學歷，1984年7月參加工作，1989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山東省泰安市建委副主任，泰安經濟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泰安旅游度假區）黨工委副書記、管委副主任等職，一度是泰安最年輕的科級和處級干部。

　　然而，這樣一個頭戴光環的優秀干部，在任職的多年時間里，利用職務便利織起“圈子網”，拉起“利益鏈”，一步步滑入違法犯罪的深淵，他的經歷發人深思、讓人警醒。

　　“源動力”錯位 貪欲的閘門大開

　　“由于我從農村考學出來，一個人在泰安打拼，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比別人更多的艱辛和努力，因此把功名利祿看得很重、虛榮心格外強，認為只要手中有權力什么事都好辦。”“出人頭地”“手中有權”，成了王永征努力工作的“源動力”。

　　20歲大學畢業分配到泰安地區行署建委工作時，為了畫好設計圖，王永征可以兩天兩夜不休息，站著畫圖，一站就是一晚上，早上交圖的時候，腿腫得把襪子都給撐起來了。靠著這股拼勁，王永征贏得了組織和同事的認可。

　　24歲任副科級，29歲任副縣級，32歲任泰安市高新區副主任、市建委副主任，36歲任正縣級，37歲擔任泰安城建投資公司董事長……在領導和同事眼中，王永征能干事、有水平，對工作認真負責，有能力、敢創新，是一名優秀的領導干部。

　　順風順水時，尚且看不出“源動力”錯位的危害，在面對挫折和困難時，“三觀不正”的后果就暴露無遺了。

　　2006年，王永征任泰安市岱岳區委副書記、區長，2011年任區委書記。在別人看來，王永征仕途順利，發展前景大好，然而王永征卻認為組織對他不公，自己在正縣級的位置上時間長，完全可以不用經過區長這一位置，直接接任書記。他在區長位置上干了5年，認為自己的資歷、成績、能力都已經非常突出，只要穩定不出大問題，閉著眼也能晉升副廳，也就達到仕途的“頂點”了，于是開始提早謀劃起退休后的生活。

　　王永征徹底放松了理論學習和“三觀”改造，開始把取得的成績當成腐敗的資本，認為小節無礙大局，貪腐亦屬平常，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想用金錢彌補失衡心理。

　　理想信念的總開關一旦松了扣、失了靈，貪欲的閘門隨之打開，權力也就成了謀私的工具。經查，王永征主要違紀違法行為從2005年開始，集中發生在2011年到2016年擔任區委書記階段，收受13個單位和個人賄賂共計折合1614萬余元。

　　在幫助某房地產公司推進項目建設過程中，低價購買2套別墅，購房手續放在別人名下，在僅讓他人代為繳納一少部分房款的情況下出租房子收取租金。

　　為高某在土地使用權轉讓、貸款辦理等方面謀取利益，4次收受其送購房款、股本金、現金共計300萬元。

　　為某公司承攬工程提供便利，收受該公司老板孔某所送現金111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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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開始時覺得走上腐敗邪路的惶恐忐忑，慢慢覺得“邪路不邪”，繼而覺得行走如常甚至很舒服，王永征在嚴重違紀違法的道路上越滑越遠。

　　織起“圈子網” 拉起“利益鏈”

　　王永征從政34年，建立了關系緊密的“同學圈”“老鄉圈”“地產商人圈”。他對認定的“圈內人”非常信任，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家里人”，形成了以王永征為中心的“小圈子”，織起“圈子網”，拉起“利益鏈”。

　　王永征說自己生性膽小。在收受錢財上，王永征建立了“兩不收一代收”的原則，并“嚴格”遵守，即：對自己不熟悉、不信任的人不收；對直接送錢、送物的不收；對于不太熟悉的人，就利用與他關系特別好的同學代為收受。而對“圈子”內的人，小到幾萬元現金，大到上百萬元房子都來者不拒。他也利用職權為“圈內人”謀利，有時直接幫助他們，有時為他們充當幕后“臺柱子”，自己則圍繞“圈子”搞腐敗，在建筑工程領域謀取不正當利益。經查，王永征僅在“圈子”中收受的錢款就多達1500多萬元。

　　同學李某從事建筑設計工作，王永征就經常帶他與地方領導或企業家一起吃飯，為其站臺服務，收受其所送房價差價款、現金115萬余元。

　　地產商于某，因為樓盤銷售出租找到王永征幫忙，王永征為其介紹大客戶入駐，向其以低于市場價30萬購房一套，讓其出資20萬元進行裝修，并索要價值20萬元的兩個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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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某公司董事長康某是王永征在任岱岳區區長時認識的，主要從事鋼材生意。由于有了老鄉這層關系，王永征和康某很快就成了“一家人”。

　　從2010年到2017年，每逢中秋節和春節，康某都會給王永征送購物卡，而且出手大方，最多的一次竟達10萬元。

　　2013年為了答謝王永征幫她協調征用土地問題，康某先是給王永征送去100萬元銀行卡，被王永征拒收后，又換成了20萬，王永征仍然退給了她。后來康某利用到王永征親屬經營的飯店吃飯之機，將20萬元銀行卡交給了王永征的親屬，再讓親屬轉給王永征，王永征這才收下。

　　收下這筆錢后，王永征的心態開始發生變化，覺得康某生意做得好，這點錢對她來講不算什么，此后開始主動算計她的錢財。

　　上海某銀行要在岱岳區設立村鎮銀行，王永征動了私心想入股獲利，苦于沒錢便找到康某，許諾康某入股的同時也讓康某幫王永征出錢入一部分。

　　康某欣然答應并出資75萬元購買了股份送給王永征，為此王永征將康某當成了老鄉中的“自己人”，肆無忌憚地收受她所送錢物，累計達150余萬元。

　　把康某當成“老鄉圈”里的知心人，其實只不過是在“老鄉”外衣之下的權錢交易行為。“從開始不敢收康某送的大錢，到收小錢為自己貪腐提振膽量，演變成主動算計她送錢，這就是我貪心發展的全過程。”王永征在懺悔錄中寫道。

　　從老鄉那里接受錢財，把這當作是老鄉情義的體現，王永征自欺欺人、掩耳盜鈴，無非是為受賄找個自我安慰的借口而已。

　　經初步統計，王永征收受老鄉商人的錢款達750余萬元，占全部受賄總額的46.5%。

　　心中無敬畏 淪為“兩面人”

　　王永征一面搭建“小圈子”、構建“利益鏈”，一面營造“平民書記”形象，淪為徹徹底底的“兩面人”。

　　人前，王永征衣著簡樸，在岱岳區十多年，一直居住在區直機關房改房，很少出入高檔酒店，與人和善，對同事、下屬能幫則幫，人們說他沒有官架子；人后，大肆收受房產，以明顯低于市場價購房，并且登記在他人名下。

　　白天，王永征大講廉潔，時常強調要遵守中央八項規定精神；晚上，經常出入私人會所接受宴請，與商人、老板喝酒打牌，長期借用管理服務對象車輛，為“圈子”內人員謀取私利。

　　明處，王永征營造好丈夫、好父親、好兒子形象；暗地，夫妻分居，長期與他人保持不正當兩性關系，并受此要挾，為他人謀取巨額利益。

　　在幫助泰安某公司推進項目建設過程中，王永征以低價購買該小區別墅。為了掩蓋錯誤，他將別墅登記在別人名下，通過安排他人裝修別墅并出租賺錢等一系列花樣，空手套白狼。

　　犯了罪還自以為高明，“對于低價購房受賄問題，我還停留在20多年前的認識水平，認為只要不低于建筑成本價就不算是受賄犯罪。”王永征自己辯解到。

　　不僅不學法，反而自作聰明，自己給法律定框框、下定義、亂解讀，以至于破紀破法甚至犯罪后還不以為然，選擇性地認為不在自己名下的房產，和自己沒經手收的錢就定不上受賄行為，“自以為做法很高明，覺得真出了事也找不到自己頭上，充其量算是違紀”。

　　這也是王永征受賄的一個典型手段，以明顯低于市場價購房，收受房產后登記在他人名下，據初步統計，其受賄數額累計達955萬元，占受賄總額60.1%。

　　心中無敬畏，行動無約束。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和反腐敗力度空前，面對高壓態勢，王永征仍膽大妄為，不收斂、不收手，愈加貪婪。經查，十八大以后王永征受賄數額達1180余萬元，占受賄總額73.1%，其中單筆最大額377.3萬元。甚至黨的十九大后，仍毫無顧忌，收受價值200萬元住房一套，以明顯低于市場價170余萬元購買泰安某高檔小區自用住房一套。

　　2016年3月和11月，組織兩次就有關涉嫌違紀問題對其進行函詢。面對函詢，王永征毫不珍惜，沒有如實說明問題，企圖蒙混過關。2018年6月至9月，在得知組織對其有關問題初核時，王永征又偽造證據、與相關人員訂立攻守同盟、轉移財物，對抗組織審查。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2018年11月15日上午，剛剛參加完書畫博覽會準備離開會場的王永征，被山東省紀委監委的工作人員帶上了車。

　　2019年1月，依據《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等有關規定，經中共山東省紀委常委會會議、山東省監委委員會議研究并報中共山東省委批準，決定給予王永征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2019年8月16日，王永征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查封、扣押受賄所得款物及孳息依法沒收，上繳國庫，不足部分繼續予以追繳。王永征當庭表示服從判決不上訴。（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王小寧）